琅邪王氏在社会上的地位
琅邪王氏在社会上的地位琅邪王氏地位之高高在上，在社会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接触的是王公百官高级世族，通婚的是皇家和贵族子弟，拒绝任何与中下层交往的机会，其地位之特殊可想而知。
为了把自己与其他阶层的人士区分开来，以保持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琅邪王氏诸人往往在当政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订国法，把以自己为代表的“士”阶层与黎民百姓的“庶”阶层严加区分。如宋宰相王弘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稍后的王球也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把士庶的区别，提高到天理国法的高度。为了保持自己的血统纯正高贵，他们十分重视家谱之学，王弘当朝任相，能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正是他对各家家谱素有研究的结果。其后，王僧绰“穷识流晶，谙悉人物”；王晏以精通谱学自夸，反对“不谙百氏”的太子接掌选举大权，都是重视谱学之人。尤其是齐初任相的王俭，还亲自参加天下谱牒的编撰，对世所流行的《百家谱》，把它重新抄写一遍。因为当时出身庶族的人，往往通过伪造谱牒而跻身士流，有了可靠而完备的谱牒，就可防止冒滥。
为了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不混淆的界限，琅邪王氏诸人还努力作到不与寒门庶族通婚，以免血统复杂；同时还拒绝与庶族出身的人交往，不与之同起共坐。因为两者身分高下不同。
琅邪王氏不愿与身分低下的人交往，其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如东晋初年，陈郡谢氏还没有获得像以后那样的世族地位，谢安弟谢万拜访王导子恬，恬只寒暄几句，便入内洗浴，完事后又独自在庭院中晒发，把谢万扔在那里不管。又如习凿齿有名晋世，被宰相谢安奉为坐上客，但由于出身寒贱，书法家王献之就不愿与他交往。有一次入谢安府中议事，见谢安与习凿齿共坐，便站立不坐，直到谢安把座位移到身边，让习凿齿座位远远离开，他才落坐。对于那些出身寒贱的政治暴发户，哪怕是皇亲国戚，他们也不屑一顾。这些人如果不自量力地前来造访，往往受到伤辱。宋文帝时，中书舍人狄当因事拜访王昙首，自始至终不敢下坐。另一位名叫王弘的近臣（与宋初宰相王弘同名，非琅邪王氏），求作士人，文帝说：“你想作士人，得靠着王球坐，乃当判耳。若拜访球，可看他脸色就坐。”他依言到王球府中，将要落坐，王球举扇阻止，说：“你不得如此。”他只好站在那里。此前，文帝曾让王球与近臣徐爱认识，王球当面拒绝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结果，文帝反过来向他道歉。
一方面是竭力避免与寒门中人接触，而作为寒门中人，反把能得士人的垂青当作无上光荣。齐初，王俭与寒门出身的王敬则同中拜三公，时人便嘲弄王俭，王俭对此耿耿于怀，说“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言外之意，自比老子，将王敬则比作韩非，二人高低有别，但同被司马迁安排在《史记》的一个传记里不能不让人莞尔。有人把王俭的话告诉王敬则，敬则不放在心上，说：“我本是南沙县一武史，徼幸以至今日，能与王家俊杰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何恨。”竟了无恨色。
为巩固社会地位，标榜门阀也是琅邪王氏诸人的措施之一，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他们在原籍，家世显赫，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标榜，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如琅邪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天下的王氏如果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地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分。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贵族，而非黎民百姓。贵族们不约而同，相沿成习，在王姓氏前加入郡望，相互标榜，也借以区别其他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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