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王氏不少人从商，晋商精神永不过时。
山西太原王氏不少人从商，晋商精神永不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晋商精神永不过时。今天的企业家，无论是以“新晋商”、“新鲁商”、还是以“新浙商”、“新苏商”自居，只有继承了这种精神，才能再创辉煌，无愧于这个时代。
一说到晋商，人们就会想到令人流连往返的深宅大院，富可敌国的财富，以及几百年经商形成的股份制、激励机制及内部管理的一系列制度。但这些都还是形而上的，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晋商的文化和精神。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精神把晋商推上了中国商业文明的顶峰。
晋商的精神是什么？一部红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话剧《立秋》有一段贯穿全剧的家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段话来自山西柳林杨氏家谱。杨家并不是像曹家、乔家这样的晋商大腕儿，但这句家训无疑概括了辉煌500年的晋商精神。
商业中有伦理
晋商的富商大贾，无论以后有多富，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的第一代都是最穷的穷人。贫穷迫使他们远走蒙古、东北或其它地方，从种菜、磨豆腐这种小本经营作起。不付出超乎常人的辛劳，不兢兢业业地做事，哪有以后的成功？正是数代人的“勤奋、敬业、谨慎”才有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功。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最后两个字“诚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核心价值观。“民无信而不立”这句话无人不知，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儒家学者口头上讲诚信，实际上往往言行不一。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员讲诚信，但在官场上还是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可是，没有读过什么圣贤书的晋商却把诚信作为他们行动的指南，至高无上的商业伦理道德。
明代的王现、王遥兄弟，白手起家，创下了一大份家业。他们不仅留给子孙巨大的物质财富，还留下了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王现总结自己的一生，告诫子孙：“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出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后世晋商把“利以义制”改为“以义制利”作为最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身体力行。他们经商的指导方针是义、信、利，即把义和信放在利之前。
晋商中当然也有不义不信者，如往食油中掺假、缺斤短两、高利贷盘剥穷人，甚至从事走私等非法活动，但这些晋商都在赚了点蝇头小利后烟消云散了，只有那些坚持诚信者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大户。当初乔家在包头坚持食油中绝不掺假，卖一斤面给顾客17两（16两为一斤），这才有了以后乔家复字号的成功。
财富背后有精神
晋商最辉煌的是票号业，票号是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主要从事存、贷款和银钱汇兑业务。当时中国没有票号的立法，个人与票号的业务往来没有立法保护。个人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回一个存折或一张银票，这个纸片能否再换为真金白银就取决于票号本身的信誉。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票号。正是晋商的诚信造成了票号的成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津一带的山西票号被洗劫一空。北京的王公贵族带银票或存折逃往山西，要求凭银票支取银钱。票号损失惨重又面临挤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票号的东家挖出自己窖藏的银子，宁可自己损失，也要保证对客户“见票即付”的承诺。小说《白银谷》中“惊天动地赔得起”一章正是依据了这一史实。正是这种诚信的精神赢得了更多人对票号的信任，促成了1900－1910年间票号的辉煌。
把诚信作为商业伦理道德的不仅是乔家、曹家，而是整个晋商团队——从东家到大掌柜，再到每一个员工。我们知道，晋商的商号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期）已经实现了股份制，在这种股份制之下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东家对大掌柜实行全权授权经营。这就是说，东家在亲自挑选并任命大掌柜之后，就把一切经营管理权力交给大掌柜，自己什么都不管了。这种制度设计其实存在着一个大漏洞，即大掌柜的权责利并不统一，在这种制度下，大掌柜有经营管理权，但并不承担经营失败的责任，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这种不完善的两权分离之所以在晋商中运行有效，就在于大掌柜坚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诚信精神。票号经营的近百年中，从未出现大掌柜贪污、携款逃跑等事件，所有员工勤奋敬业，遵守制度，也都是因为依靠了这种精神。
做商人，当然是要赚钱的。晋商在最初把诚信作为商业伦理道德，是为了赚钱。因为长期的从商实践使他们认识到，不诚信就没有商业的成功。在“义、信、利”的排序中“义”和“信”是手段，“利”才是目的。以义制利正体现了这种认识。而晋商精神的伟大之处却在于把这种商业伦理道德上升为人生观，进入到超越了商业的更高精神层面中。
晋商模式无法“克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做人的道理。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已经由做一个好商人升华为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人。这就包括以国家利益为重，经商不忘爱国；以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经商不忘社会责任；经商成功要善待他人，为富而仁。晋商在这些方面为今人树立了榜样。
早在清初，晋商范氏就为康熙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运送粮草，清末时晋商又投身于收回山西矿权的活动。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有晋商从事捐款、募捐、设粥棚等慈善活动，济贫、助学、修路已成为晋商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友善地对待家中的佣人、村里的乡亲和社会上的其他人，甚至乞丐。在他们的思想的当中，有钱并不算成功，只有富而仁才算达到为人的最高境界。
当晋商达到这种高尚的境界时，“义”和“信”就不是为了“利”。在这三者冲突时，就宁可放弃“利”也要坚持“义”和“信”。
20世纪20年代，闫锡山在山西发行了晋币，与中央政府的货币比价为1：1同时在山西流通。之后的蒋、冯、闫大战中，闫锡山败北，晋币与中央政府的货币比价贬为25：1。本就已处于困境之中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此时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如果用晋币向客户支付，票号就有希望起死回生；如果用中央银行的货币支付，票号就面临破产。乔家第5代乔映霞决定无论客户存入的是哪种货币，一律按中央政府的货币兑付。即使破产，也要这样做，这正是诚信和社会责任高于商业利益的体现。此后不久大德通破产，但虽败犹荣。小说《立秋》正是以这段历史为依据表现了丰德票号明知破产也要拿出家中13代人积累的60万两黄金向客户兑付的一幕。
相比现在的一些企业家，认识几个字，上个“国学班”，就以儒商自居了。在我看来，儒商不是读过几本四书五经的商人，而是按中国传统道德来经商和做人的商人。晋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商。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背信弃义，追逐利益，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根本与“儒”字无关。
晋商的时代一去不返，晋商的模式也无法“克隆”。晋商给我们留下的不是财富或什么经营之道，而是“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精神。他们把“义”和“信”放在“利”之前，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商业利益之上，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种精神永不过时。今天的企业家无论是“新晋商”、“新鲁商”，还是以“新浙商”、“新苏商”自居，只有继承了这种精神，才能再创辉煌，无愧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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