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嘉壹书斋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50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数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25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行为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四肢分绑，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夺取的官银和物资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2月9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支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部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的真正目的地。
    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初八），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枪炮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十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拥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三万多满人，看似下场悲惨，不过，如果读过《扬州十日纪》的人，可能会对他们的遭遇有另外一种感受。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12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己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己，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埋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世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待就待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32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于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28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仅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一支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41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做，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金陵纪事》较为详实。二位作者都身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其笔下所记大都属实，皆为耳闻目睹，亲身经历。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唯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己，因驱妇女赴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拜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入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
    （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唯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并非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至十二月，统计南（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庆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二千七百人，金陵不及九万人。此外陆续新虏者，统计男馆与国州黄州约万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约四千人。女馆自镇扬虏者共一万二千人。
    （评曰：同六月间人数相比，人员减少得很厉害，多属“非正常死亡”。）
    贼逼男女拜上帝，以黄纸作誓语，拜毕焚之，谓之悔罪。其赞美语南贼（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谓之礼拜。先一日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三鼓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声不绝耳。其赞美语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通（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即（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评曰：上述描述详细记载了太平军“霸王硬上弓”地强制人民信教的荒谬行为以及当时所行的怪诞仪式。）
    洪逆（洪秀全）更善掉弄文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辛亥之岁，为洪逆在大黄江僭号之始，癸丑洪逆踞金陵，则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评曰：太平军在南京开“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玩笑一样大搞荒唐变字游戏，让人啼笑皆非。）
    又有隐语，火药曰“红粉”，炮弹曰“元马”，巨炮曰“洋庄”，掘地道曰“开垅口”，敛费曰“科炭”，百姓曰“外小”，遗矢曰“调化”，溺曰“润泉”，社稷宗庙寺观俱曰“妖”，悉令毁除，书籍字纸亦曰“妖”，必残践而后快，官兵曰“妖兵”，官曰“妖头”，自贼中逸出者曰“变妖”。别刊时宪书谓为“颁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初不许用“日月”二字，旋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又捏造天兄升天等节凡六。其称呼：洪逆称万岁，东贼（杨秀清）称九千岁，西贼（萧朝贵）称八千岁，南贼（冯云山）称七千岁，北贼（韦昌辉）称六千岁，翼贼（石达开）称五千岁，其余伪王称千岁。妻俱称王娘，子称嗣君，伪官丞相以下俱称大人，妻称贞人，子称公子。陷永安以前附贼者，称功勋加一等。伪王昆弟叔侄，俱称王宗。亦设女官，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女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有女军帅、女百长。其服色尚黄，次红紫，次青蓝黑白。伪王绣龙，余各有等差。
    （评曰：观太平军之“隐语”，大存“山贼”之气，殊有江湖黑道色彩。官品官爵设置，类同戏文，终不似成大气候者。）
    伪王居为“府”，官居曰“衙”，阖城千数百处。伪府则有“辕门”、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彩画龙虎，甬道中筑亭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许男子入，以侍女传递。肴馔酒浆皆伪典厨官自外传进，后皆有堂室园囿，多者数百间，少亦六七十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绘，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十数丈，以备望远。东贼（杨秀清）伪府在将军署，北贼（韦昌辉）在中正街李宅，翼贼（石达开）在大中桥刘宅。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袍服乘舆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高者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盒，铿锵作声以为乐。
    （评曰：太平军衣、食、住、行的审美“品味”，皆俗而又下，暴露出穷人乍富的气息以及及时行乐的低俗。）
    将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韦昌辉）伪府听令，以贼目执尖角令旗，率众立俟指挥。占必驱被胁者在前，积贼随其后，败则跪祈天父，官军或谓其有妖术，往往竟疑惧不进。
    （评曰：可见韦昌辉当时在南京的重要作用。此外，太平军跪祈上帝的仪式，竟能使政府军疑其在施法搞“妖术”，可见清朝官军对太平军太不“知己知彼”。）
    伪撰之书，则有《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千字诏》、《原道救世歌》、《旧遗诏》、《新遗诏》、《天父天兄下凡诏书》、《行军总要》、《士阶条例》、《制度则例》、《天道诏书》、《真圣主诏》、《武略》、《醒世文》、《三国史》、《三字经》、《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书》、《太平营规》、《天条书》、《改定四书》等类，逼人诵读。
    （评曰：太平天国兴起时间不长，但“理论体系”真庞大，可惜皆是荒诞不经、自相矛盾、毫无条理的东搬西抄，哄弄愚民可以，真正当“指路明灯”就难！）
    伪律一百七十七条，点天灯者三，五马分尸者三，斩者四十一，杖者五十二，鞭者七十八。妇女有罪，入伪官重治。伪官之刑曰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皆死刑，反弓、跪火、杖肋、鞭背、木架，皆生刑。伪天条十事：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奸淫，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三更，十吸烟。变草，投效官军之称，三更，逃亡之称，违者立斩，违者未尝有斩，斩者必方其违，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评曰：太平军爱把人“点天灯”，近乎玩笑的残虐暴露了高层领导人“怪力乱神”的心态。在宫内对妇女的刑罚也如此残暴，可称是“大不仁”。）
    是时洪逆（洪秀全）伪府日渐开拓，僭纵工役日必千人，已兴造年余，府前有牌楼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冠以“真神”两字。两傍有栅，栅内横额数方，皆伪僚属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为栏，上镂双龙，石质人工俱坚致，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龙，文饰精彩。伪殿尤高广，梁栋涂赤金，纹以龙凤，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中以青石砌一船长十数丈，广六七丈，备极工巧。内室多至千数百间，伪王娘以下备媵妾者一千二百余人，而侍女不与焉。洪逆既荒于色，深居简出，一切不闻问，于是东贼渐跋扈不可制。
    （评曰：洪秀全这位“革命领袖”的荒淫渔色，比起“北京地主阶级总头子”咸丰帝来讲，厉害上百倍。穷奢极欲，土木繁兴，这就是他心目中渴望和追求的“天堂”。）
    东贼（杨秀清）伪府自将军署迁于旱西门长芦鹾使何宅，榜曰“正九重天府”，规模服御几与洪逆埒。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盈十七岁者三十六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之属凡数十事，轰雷耀日，继以绸扎五色巨龙，音乐从其后，号曰“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人，舆内左右立一童执蝇拂，捧茗碗，曰仆射，舆后伪属百余人，又继以龙，乃毕。顾仅至洪逆处，或登城，他弗往也。见洪逆不跪，称曰“二兄”，自称曰“弟”，此为东贼得称，余皆不可。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此可见淫乱之一端。北贼（韦昌辉）伪仪制半于东，翼贼（石达开）又半于北。
    （评曰：烧炭出身有勇有智的“九千岁”，腐化之速，难以想像，喜幼女，喜群交，喜排场，剥削阶级一切恶习，均倍而增之。权力使人腐化，极权使人极端腐化。信然！）
    贼中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清凉山大树下，东贼（杨秀清）观之喜，于是皆尚演剧，作乐歌唱。各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城内曾为乐妓者充之。
    每逢各贼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馆此风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饼，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前行，导以金锣黄伞，女官乘马随之，送入伪府，至日往贺，陪诵赞美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金牌。皆先期逼人入贡院考试，洪逆为正试，东贼则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倍之。一日，东贼逼多士赋诗，题曰：“四海之内皆东王。”有诸生郑之侨者，作诗起句云：“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贼大怒，肢解之。又有诸生夏宗铣者，贼胁就试，终卷有骂贼语，亦被磔。又恒逼民女百人，送总理女营事务伪赞王蒙得恩处，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洪逆东贼各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
    （评曰：昔日以清教徒自居的革命者，一入繁华大城市，意骇神迷，东王变成为戏迷票友，真可发一笑。各位王爷生日party之盛，几同“国庆”。又渐附庸风雅，开科取士，出题揭榜，真沐猴而冠者，难怪有大胆读书人瞧不起他们。）
    除《金陵兵事纪略》之外，另有无名氏所撰《金陵纪事》，也从细节方面勾勒出太平军在南京的活动以及当时一般百姓对他们的“看法”，尤其是文中多涉太平军某些奇特的战法、称呼和习俗，尤补其他史料之不足：
    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
    伪官以司马为最小，不用红头，换黄绸扎头，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六月不除，以黄边宽窄验官之大小。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其逐日给米，遇节及贼首生诞散肉，皆苗人土司法，衣服亦多为苗装，髻蟠于额上，上服齐腰，下敞裤脚。
    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苏为天兄，即其祖师。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亥为利（开），凡姓王者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午餐吃粥，唯早晚赞美拜上，掳来人皆使拜上，又曰“拜祖”，能拜者即为天父之子，虽洪秀全亦以为弟兄，故外虽仆役，食则同起同居，明明强盗用夥计也。
    （评曰：太平军的“老贼”多为客家人。客家人相貌与中原汉族无甚分别，大多数人相貌端正，并无马来人凸颧凹腮的面相。他们之所以多“黑瘦”，乃多年在岭南炎热气候下生长所致。加之几年的栉风沐雨征战，当然不可能白胖。至于有苗装苗俗者，皆因客家人长久以来与少数民族混合杂居而成，且两广炎热，人们习惯赤足。笔者十年多前初到广东，对当地人光脚穿皮鞋就很纳闷，日久则见怪不怪矣。至于以狗肉敬耶稣，实为洪秀全等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男女日皆给米，米完给稻，稻少则女给二合，老人则日给四合，较胜于扬州之贼。扬州乏食，已杀老弱男女，并烧死数万人矣。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出缠足布。有女百长四更即起而催促，无不残虐之人。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老人则为牌尾，为扫街、拾字纸、看鱼塘菜园、割菜子蚕豆等事。木瓦匠皆有总制，称“大人”。碾米为“臼人”。各伪官之女儿皆欲称“金玉”与“雪”，名其书曰《礼仪》。
    （评曰：在如此严苛的太平军专制主义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太平天国”。太平军“解放区”的天，不是晴朗的天；太平军“解放区”的人民，一点也不“喜欢”。）
    每逢夜战，贼在城隅只点一灯极明亮，又用人在城上擂大鼓、打锣鼓以助军威。有夜战则更鼓尤众盛，平时将神香遍收，每晚在城垛洞内焚烧，烟雾迷离，伪若守城人众，其实城上并无多人。六月大东风半月余，炮架倾倒，屋以板隔在城上者皆吹倒于城上，城中屋瓦皆飞，惜此时并无攻城者。当时城中并无埋伏。厥后恐因怯者之言转致伊心立机设伏，且停留长其智慧，凡事皆然。过水西门外大街，见有大将军炮约重五千斤者两尊，月城内约重二三千斤者四五尊，想各门不过如此。而杨秀清忽闹龙灯，且多用灯彩在鼓楼一带山上盘旋，以惑外人之耳目，以壮城里之声威。有兵攻城，亦带往在各城呼喝喧嚣，明是虚者实之，因城空，伪为多人之意。
    （评曰：城中人尽晓“太平军”虚实，城外清军全然不知，可反证杨秀清的多勇多智。）
    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其狂妄殊甚。七月间，要织五色锦缎被三百床，闻有大配之意在八月间，是贼思淫佚，以为享天福矣。贼之东、西贵亲以杨、萧而分，国丈又有陈姓者，国伯皆洪、冯、杨、萧、韦、石之尊属，黄、赖、蒋、魏皆贼首旧姻，事皆从刻。又有吉、侬两姓，侬当是侬智高之种裔，皆苗倮。钟、周两人略为和平顺理，然亦非善类。贼之杀人打人，皆听小崽之唆，故欲剁为脔，不足惜也。伪官之司马亦曰“牌长”，曰“卒长”，管二十五人，以上有百长管百人，旅帅管五百人，军帅则管千人，用风帽黄边矣。再则典金、典妆、典竹、典炮、典硝、典铅码、参护、监军等名。又有巡查、检点、指挥、侍卫、总制、内医、国伯、国丈、东西贵亲、丞相。天官以下六官，官皆有协理，皆稍知文理识字者。其余掌仪、舂人，名目甚多，忽增忽改，并无定见。最重牌刀手，错杀皆不问，封伪职则为“参护”。亦最重书手，敬如宾客，即识字与知文理者封升伪职则为监军，余多为总制。今忽南京数十人皆封为总制，分各行铺，牢笼之术也。事事求异于人，伪官不曰“加级”而曰“加等”，亦自以为独得。尤可笑者，自造历书不用闰与大小建，月有三十一日，是全无知识也，积久必有夏冬倒置之时。其语屡变不可信。
    （评曰：南京城中，读书人与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太平军对这些人仍旧使用拜上帝教“灌输”那一套，根本不能成功，徒增被强迫者的反感和恶意，只是迫于淫威，不敢明言耳。太平军在南京所制官职军职，繁诞多端，殊为可笑。）
    贼善为奸细，多办（扮）医卜星相小卖买者，且杂入官所募之乡勇中。贼性桀骜，与软语乞怜，多见杀，直与硬语，竟置之。贼亦有毒烟药，战稍却，即放毒烟，使人昏闷致溃败，贼或转败为胜。初到立营，亦遍烧毒火于长围外。此方以黑砒石、黄漆叶、人粪为最毒，如无解药，预于出战前以醋洗面则不受毒，或以某草泡醋薰棉絮塞鼻亦能解。
    （评曰：太平军“魔鬼在细节”，平时侦察工作做得极好，粗中有细，又能搞“化学战”，战术运用灵活。）
    贼之可异者，持竹竿而战，插竿首以长钉，以此为战具。掳不知战之良民以与官兵战，明用以当官兵之头刀，贼心洵不可问。而广西距南京数千余里，破数十府州县，以及镇江、扬州，复远扰河南、直隶，数年来人多空城自逃，不与相战斗者何也？长毛贼但恃其胆之泼，逢危急时，恒骗呼其众曰：“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心蠢笨，往往堕其术中。江南人力本软弱，心尚明白，皆不信其言也。又曰：“越吃苦，越威风。”又曰：“代打江山打先锋，要汗如珠。”又激怒官兵曰：“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其被围时云云，而兵不怒也。然则兵之雅量为何如。以战死为能人，以人死为可贺，谓死者魂已升于天堂，其语不近人情，皆非人类语。其意不过煽惑人心，欲人帮助伊相叛逆而已。问伊魂何不即升天，乃若是扰乱滋闹耶？
    （评曰：无论正邪与否，信仰的力量，在太平天国前期起到支撑士气的极大作用。正是“有天父保佑”的精神胜利法，才让众多徒众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斗勇气和大无畏斗志。）
    敢怒而不敢言。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读书人表面低眉顺目，内心中却冷眼旁观，所以，这位撰写《金陵纪事》的作者写如下“反动”诗歌讥嘲太平军。其中语句虽涉偏激，但可从中见出太平军这些南京新主人翁们不少可笑之态以及“移风易俗”嫁寡妇、强迫妇人放大脚的“激进”：
    登塔凭高作望楼，雨花营垒又坚筹。
    一旬竟把南京破，千里来从西粤流。
    白胖无人皆黑瘦，红头封职换黄绸。
    自矜十日天行事，昼夜排搜匿满洲。
    胆泼心魔跣足忙，本来巨盗又苗装。
    长毛连须盘前髻，短服齐腰敞下裳。
    神庙毁来原木偶，贼魂疾望入天堂。
    无情忌讳尤堪笑，不许人家说姓王。
    妄称天父与天兄，拜上相交若有情。
    穷困求粮需掳掠，豪华屠狗供粢盛。
    岁时朝贡无些差，朝暮饔餮有诵声。
    济众博施良不易，百般勉强盗虚名。
    弟兄姊妹逼相呼，视十天条自犯无？
    道理听来皆蛊惑，尘凡谁降莫疾愚！
    书藏孔、孟皆须杀，令出杨、韦不足虞。
    邪法弗灵兵法少，不知何物是耶苏（耶稣）。
    牌刀手果有何能，手执滕条面似冰。
    上帝弗劳伊赞美，下民尽受尔欺凌。
    家家搜括都无物，处处伤残转自惩。
    还说入城怜百姓，者番蹂躏已难胜。
    伪官风帽看黄边，小大绸衣暑尚棉。
    洋伞非关遮赤日，严刑先戒食黄烟。
    红鞋倒镫常骑马，白浪空舱亦放船。
    如此太平诳天命，火神六合聚歼旃。
    魂得升天骗法新，将来成谶自先陈。
    盗言甘美徒调舌，叛语支离惯弄唇。
    贺死信为真悖逆，开科那解用儒珍。
    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
    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
    挖沟驼米朝朝苦，削竹担砖事事粗。
    一日万家缠足放，四更百长竭情驱。
    蛮婆大脚鸣锣过，女伪高官意气殊。
    太平天国的许多荒唐怪诞举措，确实让当时老百姓觉得不近人伦情理。在“天国”大家庭中，皆以兄弟姐妹相呼，但当哥当弟以官大官小来界定，所以21岁的石达开在信中和“红头文件”中称六十多岁的曾天养为“弟”，年青的陈玉成称其族叔陈得才也为“弟”。后世好事者把太平天国“龙凤合挥”当成彰显“男女平等”的结婚证，其实是类似粮票、布票一样的“人票”，妇女只是有功将士的“奖品”。大多出身贫民的太平天国高官，只对下严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烟，上层什么都不禁，且都是最高级的“供应”。平日里出门，这些人又最爱几十人抬的大轿，比清朝官员还要摆威风显阔，其实，此种行为，源于他们昔日挥汗如雨持锄站路边遥看官员出行的欣羡。长工当地主，也把鸡蛋补。当然，宣传方面讲，太平天国早就“天下为公”了。无论是工商业还是个人财产，太平天国全部施行“国有化”，大家都在“供给制”下生活，按级别领取吃穿用物。表面上看，洪秀全本人特朴素，每日领十斤牛肉票而已，似乎俭素异常。
    但想想他后宫中的数千女官和佳丽，想想他堂皇宫殿的穷奢极欲，十斤肉票只是某种符号而已。在格调方面尤为低俗的是，太平军将士尤喜金银穿戴，大金镯子二金镯子常常在臂上挂带，官大的甚至套满两胳膊，一举一动叮当乱响。同时，在砸烂一切“腐朽事物”的同时，高层们对“龙”大有偏好，所以洪秀全和杨秀清、萧朝贵假造“天兄”之言，宣称金龙大龙是“宝”，不是“妖”，各自以“真龙”自居。他们在摧毁一切封建“旧事物”的同时，本身又添出“避讳”这样的强制措施，把基督教各神的“名字”、宗教用语以及各王爷的名字都强求避讳，违者处死，一般人不得在名字中有“龙”、“天”、“主”、“王”、“德”等字，姓王的一律改姓“黄”（广府话中二字同音），连天王表兄王盛均一家人也要改。所以，翻开太平天国文件和名册，没有一个姓“王”的……林林总总，怪异多多。天王府的对联更牛气：余一人乃圣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南自北自西自东。对此，有看不过眼的当地书生冒死在对联旁另贴纸联：一统山河四十二里半，满朝文武三十六行全。讥笑了太平天国局促于南京一地的窘况和其内部高层的低俗泥腿子气。
    英国历史学家埃利亚德说：“任何一种宗教，即使是最原始的宗教，都是一种本体论：它揭示神圣事物和神圣形象的存在，并进而表明那种存在实际上是什么，从而建立了一个不再如睡梦一般的、飘忽不定的、无法理解的世界。”（《神话、梦想与神秘事物》）可值得慨叹的是，太平天国迷狂的革命者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随着胜利果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他们既不可能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更加准确的猜测，又不能与不可控制的环境达成妥协，地上的“天国”，又是奇异纷扰不能摆脱的诱惑。
    特别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万岁”与“九千岁”这样的宗教兼世俗头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头脑中所崇拜的对象的性质，一步一步陷入傲慢与自大。如此一来，日复一日，走向灾难。
    无论如何，熙攘之间，洪、杨在南京定都，看上去前途无限。
    一水涓涓看不绝，滔天已是满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