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天柱山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绵延14年的民族自卫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一、民族抗战的喉舌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是20世纪以后涌现的，其时中国已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半个多世纪的欺凌。这意味着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厄运从中国知识分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便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令其屈辱，令其发奋。这一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或特征，那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身、价值观、政治取向、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甚至严重地对立和冲突着，但有一点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期望民族的复兴与强大并甘愿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更明显地把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事业同民族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甚至当二者发生矛盾时甘愿为后者做出牺牲。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固然承继着中国传统的“士”的品格——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也固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家国，轻个体”的集体主义有关，但民族危机和民族拯救的现实要求恐怕是他们在接受了西方式教育(这种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张扬个性、个人本位)之后仍然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从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到反对“二十一条”再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旅大主权、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到五卅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主义诉求愈来愈强烈，他们作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先觉者和喉舌的社会角色愈来愈凸显，社会影响愈来愈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再次高扬。他们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和反对，呼喊出抗日救亡的最早和最强音。大学教授王造时，出版家邹韬奋，《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申报》主编史量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著名的“七君子”等等，他们在政治压力和迫害面前的无畏精神浓缩着和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诉求。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均接受过较高较系统的教育之外，在出身、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艺术追求等方面，是高度多元化的，群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纠葛、矛盾甚至对立。然而，在民族危机和民族拯救的历史重任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组织的纷纷成立，便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普遍愿望。1936年5月在上海诞生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多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新闻记者。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自觉地投入到民族自救的伟大事业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7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其他各界500多个救亡团体，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言抗战到底。7月28日，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在内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号召“凡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都得立下决心准备一齐上前线”。[1]“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迅速出版《救亡日报》，以唤起国人，共赴国难。上海的电影戏剧界，组成13支演剧队，分赴各抗日前线。上海音乐界则成立国民歌咏救亡协会，以救亡歌曲的形式宣传民众。在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上海市民众教育救亡协会、上海市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教授作家协会等纷纷成立，以示抗战到底之决心。
    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文化界著名人士、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环、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名致电该会，要求制止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的暴行。随后，又由蔡元培领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3人，向国际社会发表英文声明，历数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暴行，吁请国际正义力量制裁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行径。广东各大学81名教授，亦致电欧美文化界，揭露日军暴行。
    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一批批云集武汉并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沈钧儒、李公朴、柳湜，从上海来到武汉，创办《全民周刊》，肩负起宣传抗战的责任。不久，该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成为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刊物。邓初民从广西来到武汉，联络孔庚、马哲民等创办《民族抗战》月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岛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老舍，忍痛弃家，经徐州、郑州奔赴武汉。著名作家郁达夫则由福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战。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1937年12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决心“以艺术力量动员全国民众”。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利用电影艺术，担负宣传工作”。2月，中华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成立，发表战时教育意见书。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文艺是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地打入民间”。[2] 此外，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亦在武汉宣告成立。这些协会在组织各界知识分子有效地利用其专长服务于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主管宣传，郭沫若任厅长。他邀请了全国各地文化艺术界人士参加第三厅工作。从1938年4月第三厅正式组建到11月底撤离武汉，三厅的知识分子们，利用文字、戏剧、电影、绘画、木刻等形式不遗余力地开展了盛况空前、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和动员民众工作。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局基本上稳定下来。抗战初期将主要精力投入战时宣传和民众动员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亦开始了工作和心态的调整。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长期持续，中国必须在战争的同时搞好建设。知识分子也就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专业上来，在十分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继续着中国的文化创造和传播。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关心抗战进程，继续以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特长服务于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事业。他们不断发表抗战宣言、通电，营造着民族抗战的舆论氛围；他们组织的各种抗战团体，显示着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他们撰写、编辑、出版的抗日报刊，创作的抗日文艺作品，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英雄业绩、民族英雄人物和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宣传和颂扬，为民族抗战提供着重要的精神支撑。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直至血洒疆场。如果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撑着民族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为民族战争提供着精神支柱、精神食粮，充当着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宣言者或喉舌。
    二、战时民主的不懈追求者
    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思想遗留严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与渴求一直是他们的显著特征。把民族独立和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联系在一起，把强国之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视为不可分离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取向。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其中或对之持赞同、同情的态度，就是希望中国由此迈入自由民主国家的行列。五四运动所高举的大旗之一就是民主。在此前后，无论是“联省自治”，还是“好人政府主义”，无论是“废督裁兵”，还是国民会议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也无论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和参加者而言，他们大多抱有一个借这些运动和主张来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动机。
    民主理想、自由之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的追求。即使在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呼喊坚决抗日、一致对外的同时，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开放党禁，实行宪政的呼声同样高昂。他们并没有因为民族危机而放弃民主诉求，无条件认同于国民党的统治。相反他们将民族救亡与民主建设视为不可分离的两翼，后者不但不会涣散民族的力量反而能够极大地促进民族解放大业。“民主无妨于抗战”、“抗战需要民主”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在全面抗战到来以后，知识分子发出了建立战时民意机关以为“议会的雏形”的呼声，并对国民党在开放民主方面的任何一种举动都给予积极的响应和评价。例如，1938年春，国民党迫于各方压力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政府了解民意的咨询和顾问机关。这着实让知识分子高兴了一场，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发端”，“显示了民主的曙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依然故我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不但不断制造同中国共产党的摩擦甚至军事冲突，而且对国统区的抗日团体、进步青年和民主知识分子亦进行手段不同的打击。例如，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法令压制甚至封杀人们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通过特务、监狱和集中营等公开或秘密关押、审讯甚至屠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铁一样冷酷的现实，使知识分子日益感到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对于抑制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作用之微甚至徒具虚名，他们开始日益强烈地要求实行真正的宪政。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期间，各抗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政员，纷纷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诺由政府出面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还指定19位(后发展到25位)参政员——多为名流学者——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以“协助”当政者“促成”宪政。不久，复许诺1940年11月召集国民大会，同年6月底以前，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项办理完毕。对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兴奋异常，从1939年10月起到1940年9月，他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在重庆，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职教派和无党派参政员12人共同发起宪政座谈会。在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的5个月中，连续召开8次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的政治集会——宪政座谈会。在成都，由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国民宪政座谈会也多次集会。昆明、广西、广东、安徽等地的知识分子也通过各种团体和活动积极参加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来。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并无真心还政于民。25位参政员殚精竭虑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遭到国民党拒绝。到了1940年9月，国民党又借口交通不便，宣布国大延期，日期另定。至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宪政梦又一次遭到专制者的无情嘲弄。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大败亏输，由此引发了大后方的又一次民主运动。豫湘桂战役的结局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立即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才能增强抗战力量。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出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得到各阶层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44年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在迁川大厦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十项主张。同一天，西南联大和昆明各界群众举行双十节纪念会，在李公朴的主持下，通过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宣言。重庆、成都、贵阳等地亦出现类似的集会。1945年元旦之际，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名流纷纷撰文或献词，表达对一个民主政府的期盼。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陶行知等312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进言》；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曾昭伦等342人联合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4月29日，重庆文化界李劼人、马哲民、陈白尘、叶圣陶等126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这些“主张”和“献言”无一不是在要求国民党立即召开由各党派各界民众代表组成的紧急会议，筹划民主宪政；同时立即废止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保障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
    在知识分子的民主宪政呼吁声中，中国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与努力，一方面客观上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为战后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作了准备。
    三、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维系者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而且是对华夏文明的巨大破坏和劫掠。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奋起保护、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创造的过程。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破坏和灭绝，肆意掠夺和焚毁中国大批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整理编撰的《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战前币值)9885646元。”[3] (P117—118)其他像北京人头盖骨这样稀世珍宝的下落不明等，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二是实行愚民政策，进行奴化教育和宣传。日军侵占东北后，下令不准挂中国地图和使用“中华”字样；废除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和教材；提出用日语日文取代汉语汉字等；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通过收买、胁迫和控制报社、电台等新闻传媒为其侵略和奴化宣传服务。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在中国境内办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建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企图以此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泯灭中国的民族文化。[4] (P553)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践踏和掠夺，中国知识分子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他们通过集会、宣言、通电等形式揭露日伪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和宣传的本质，口诛笔伐汉奸和亲日派势力投敌附逆的行为，坚决捍卫文化、教育主权；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减少中华文化的损失，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他们不惧战争的威胁，在最艰苦的年代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如故宫博物院上万箱文物藏品向大后方的辗转押运；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将极珍贵的218箱文渊阁《四库全书》设法安全转移；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和抢购了大批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等等。中国知识分子们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籍的隐藏和及时转移的行为，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郑振铎在1958年8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高等院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精华的聚集地，是培养精英人才的主要领域，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再创造的重镇，因而日军对高校采取了有计划的破坏。“七七”事变前，全国共有各类高校108所；但事变后仅一年内，即有91所遭破坏，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陷于停办。[4] (P386)在日寇炮火的狂轰滥炸中，大量仪器、设备毁于一旦，许多校舍、建筑被夷为平地，大批珍贵图书、资料、手稿不是被毁就是流失。为了从浩劫中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的命脉，抗战到底，众多高校都进行了空前的大搬迁。据统计，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含抗战以后新建的学校)，并且随着战事的进展，许多高校是一迁再迁，迁校二三次的占绝大多数，四次以上的约19所，有的甚至高达八次之多。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八年之久，迁移累计达300余次①。除了高等院校纷纷向西南、西北地区迁移外，科研院所、报刊社、书局、广播电影等机构也都进行了西迁。
    战时高校及其他文化机构的西迁，使大西南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荟萃了当时中国众多杰出的文人学者。如科技界的竺可桢、茅以升、熊庆来、周培源、华罗庚、苏步青、钱三强、王淦昌、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刘仙洲、陈省身等，文教界的吴贻芳、陶行知、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徐悲鸿等，社科界的冯友兰、马寅初、梁漱溟、陈望道、费孝通、陈寅恪、钱穆、吴宓、吴晗、翦伯赞、陈序经、罗隆基、罗文干、周谷城、徐中书等，医学界的戚寿南、张孝骞、童第周等。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在整个西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背井离乡，历尽艰难险阻，他们既要忍受物质生活的清贫，又要忍受仪器、设备的简陋和图书资料的匮乏，还要承受敌机的频繁轰炸。尽管如此，他们的爱国精神却不曾动摇，他们的教育、科研、文化工作也未曾中断。无论条件怎样艰难，他们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岗位，安贫乐道，刻苦钻研，把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奉献在民族的抗战和文化教育事业上，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
    不仅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还在艰难困苦中奇迹般地创造出一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品，延续并弘扬、发展了中国千年的文脉和文化。社会科学方面，有冯友兰的《新理学》、《新理论》，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杜国痒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抗战三部曲，以及马寅初的《通货新论》、《经济学概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分子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如周培源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被誉为“现代湍流数值计算的奠基性工作”；王淦昌提出用K电子浮获办法寻找中微子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苏步青以其在射线曲线理论方面的杰出成果，被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华罗庚撰著的《堆垒素数论》一书，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奉为经典；谈家桢提出的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对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做出了重大丰富和发展；如此等等，难以一一枚举。这些成果之中，有些当时就直接应用并服务于抗战事业，如侯德榜发明的联合制碱法，打破了欧美对此工艺的长期垄断；严济慈研制的望远镜、显微镜等各种光学仪器，供中国军队和盟军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李温平用自己发明的铺路方法铺设的缅甸公路，保证了战时国际军事供应线的畅通等等。
    正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民族的灾难化为了砥砺自身、奋发图强的硎石，为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维系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注释：
    ①统计数字根据《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资料得出。
   
　　【参考文献】
　　[1]申报[N]. 1937-07-29.
    [2]大公报[N]. 1938-03-28.
    [3]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 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Z].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C]. 中卷.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