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话话音系的形成与发展。

天柱山

　　明清官话话音系的形成与发展提纲：
　　1．简述古代官话及其作用
　　2．影响官话形成的因素
　　3．南音和北音对明清官话形成的影响
　　4．明清官话的最终定型和终结
　　汉语历史悠久，《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孔夫子诵读《诗经》《尚书》和执行礼仪时都用雅言而不用其家乡方音。这表明春秋时期聚居在以黄河中游一带为中心的北方华夏先民已经有了较为定型较为规范的“区域性共同语”，它就是雅言。来自五湖四海的赘婿、贾人等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雅言之音就是通过历代上层文人士大夫来体现来传播的，他们在诵读诗书时，在官场上，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所使用的典雅规范的语音就是标准音。
　　雅言，即共同的标准音。上古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王族语言自然是正宗的官方语言，国都的语音自然也是地位最高最有权威的。
　　《史记·封禅书》：“昔三代其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因此春秋时期的雅言应是这一地区多种语言交汇更替融合的产物。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华夏语与其他部落语言的交汇融合仍是促使汉语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南宋、元、明、清时期尽管由于基础方言区的不断扩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的导致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迁移变化，但中原地区始终是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地带。春秋时期的华夏语为后来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方言的中心地带上。
　　我国的封建社会从秦汉到清末，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被尊奉为文化思想的正统，这种正统的思想观念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以“雅言”为贵，鄙视方言俚语，认为方言俗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世语》“刘真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去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崇尚雅言之风是何等浓重。由于元朝以蒙古语作为官话，上古流传下来的汉语共同标准音就此中断。
　　明清时期汉民族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标准音以方便操不同方言的人交流，明清时候的雅言，即明清官话是以什么为基础，如何形成的？改朝换代，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官修韵书都会影响官话语音的变化。
　　现代汉语官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那么明清官话是不是也以某地方言为基础？如果是，是以哪个地方的方言为基础呢？北京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明清官话也是以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方言为基础的。
　　纵观元朝到清朝的历史，无朝定都北京，明洪武元年（1368）顺帝及有关人众俱退往北方，“大都”改名“北平”，明太祖把“大都”残留的居民迁至河南开封；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1644年，明朝灭亡，满人亦定都北京。这么看来，明清的政治文化中心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的，明清官话音也应该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了。
　　但是，共同标准音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稳定性。
　　而从无朝到清朝，三个朝代有两个朝代是外族人入侵统治中原，民众的流动频繁，对当地方言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视。元世祖至无世年（1270年）抄知会籍数，整个“大都路”仅有147590户，401350人，估计当时“大都”人口不过十成左右，后来有大批的蒙古人和外地人迁入；洪武三十五年（1420年）明成祖即位后，更加频繁地向北京迁民，为迁都做准备；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大批官吏及其眷属人等从南京迁往北京，1644年明亡，八旗入京，大批满族人和东北汉人移居北京，几百年年，北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音系统变化也应该不小，如此不稳定的方言系统不大可能成为明清官话音系的标准。
　　另外，从官韵方面来看，明清官话音系也不可能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
　　官修韵书作为当时的权威，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洪武正韵》是明洪武八年（1375年—）编成的一部官韵，是为明清第一部官修韵书，自然而然地成为官话正音的标准，我猜想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华字典》。《洪武正韵·凡例》明确指出：“何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这就是说《洪武正韵》的依据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共同语标准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自然不是一进一地之音而是能在较长时间里为五方之人所共识通用的的音系。
　　试想，古人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不可能像现在的推广普通话一样，由官方所规定一种共同标准音，在短短几十年之内使全国上下都能听懂。共同标准音只能随时间的推移，在较长时间内慢慢形成。明清官话既然不是以某一个地点音系为标准，那就一定是各地方言融合的结果。毕竟，基础方言是其同语赖以生存的基础，共同语标准音不可能脱离基础方言语音而独立存在，更不可能摆脱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与制约。　　将古代中国的音韵大致分为两部分：南音（长江流域和西南）和北音（黄河流域及东北）。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板荡，大批中原士民南下江淮，将中原之音带到江淮地区，中原之音与吴楚方音交汇融合，南下的中原之音借助政治的影响力，逐渐同化当地土音。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方言逐渐北方化，使北方方言的范围扩展到江南。建康（南京音）系当算南音的代表。由于南京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一次又一次的土语交融，使南京话带有明显的综合色彩，中原之音的南下，也使南京方言具有了中古语音。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语音容易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古代官话音都是借助韵书来保存和传播的，其中《切韵》、《广韵》等影响尤其深远，《洪武正韵》就是在《广韵》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语音编撰的，而《广韵》又是以中原之音为基础的，因此，明清官话音与南京音会有不少相似之处，南京音对明清官话音应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另外，明朝初期定都南京，也奠定了南京方言的特殊地位。北音崛起成为北音的代表，成为基础方言中最有代表性的的音系。自从石敬塘把燕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京地区从此脱离汉族政权的管辖，时间长达300年，和中原地区的汉语关系疏远起来。
　　清初满族人和东北人入京，使北京话与东北方言关系进一步密切。开始形成包括东北方言在内的北京方言区。前面提到虽然北京长期作为明清时的国都，但北京音并不是明清官话系统的标准。
　　然而，由于北京特殊的地位，北京方言对明清官话系统仍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陈钟庆提到“国都建都于燕，天下语音尚京音”。上古开始，我们的老祖宗就习惯将国都的语音作为权威，从秦汉魏晋至唐宋，汉语官话音就一直随着国都的迁移而变化。就是撇开北京的政治地位不谈，元明以来白话通俗文学的发展也促使北京音的地位不断提高。由于北京方言区长期受外族影响，与文言文差异比南方更大。比如我们东北说“做啥”，而我的江苏室友会说“做甚”；我们说“脖子”，而他们说“颈”，就现在看来，南方方言也是更接近文言文的，一般说来，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在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白话通俗文学发展起来以后，北音对官话音系的影响日甚一日，官话音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俗倾向。
　　因此，明清官话音中就既含有了南音成分又含有了北音成分，官话音是融合南音和北音而形成的。明清官话音系形成以后，不是一尘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官话也在不断发展，一般形成初期，音系很不稳定，变化尤其大。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发展，明清官话音系终于最后定型成为声母韵母系统都较为简单，调值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的语音系统。（实际上在元朝时入声已经有融入平上去的趋势，但由于官修韵书的存在，一直保存了下来）。这套语音系统一直使用至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
　　参考书目：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
　　　　　　　杨耐思《近代汉语音论》
　　　　　　　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
　　　　　　　乐韶凤《洪武正音韵》
　　　　　　　王力《汉语音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