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与古夷文明。

天柱山

　　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起就陆续有重要的古文物发现，以后曾多次组织过发掘，都有重要古文物发现。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是1986年，出土了一千三百多件举世罕见的大小青铜文物。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有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面具，带纯金面罩的“直眼人”青铜人头像，三米多高的青铜神树、虎形器、金箔虎形器、龙形器、金杖等，在中国的其他地域考古中？从未曾发现，显得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地方民族文化色彩。因而震惊了世界。是继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在中国境内的一次重大发现。近一二十年，“三星堆”一直是考古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门话题。学者们写了不少文章，出版了多部专著。影视界也不落后，不断的跟踪拍摄报导。前不久，还拍了一部长达五集的电视专题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在央视4台、10台反复连续播放。《猜想祖先》、《考古中国》的专题片，三星堆也是其中重要研究内容。又一次引起全国，及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三星堆”实在是太神奇、太独特了。其中掩藏着许许多多让现今的人们百思而不解的“迷”。许多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讨论，各抒已见，横贯古今，海阔天空的猜想，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谈起来眉飞色舞，激动不已。结果却不尽令人信服。预计这股“三星堆”研究热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彝族的专家学者，却很少有人参与研究。笔者对“三星堆”，可以说羡慕已久，近二十年一直关注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无缘与它相见。今年四月，借参加到九寨沟旅游之机，专门打的去参观了一次。了却了一桩夙愿。在大饱了眼福之余，萌生出了研究一下的想法。趁准备彝学年会之机，先写这篇，总的谈一下观感，与专家学者们共商。
   
　　一、“三星堆”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自1986年大规模发掘、发现，震惊世界之后，“三星堆”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不断。单篇论文粗略统计就达成133篇，专著共有五六部，成就甚丰，令人大开眼界。但至今，许多问题仍争论不休。综合起来看，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一）“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猜测，有杂交文明说。就是说，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彼此融合形成。外来文化，有人说源于宝敦文化。有人说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有人说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有人说来源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在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相同相似的东西。   
　　（二）“三星堆”居民的族属问题   
　　猜测：有氐羌说。意思是“三星堆”居民是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到成都平原的羌人。有巴人说。意思是世居重庆、长江三峡的巴人，西进到了成都平原。有东夷说。意思是原居住在山东、苏北一带的东夷人、河南二里头人，因为战争西迁入蜀。也有古夷（彝）人说，著名学者钱玉趾先生，就主张此说，他负责编撰的《三星堆文化》第十七章：“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就直接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中寻找根据。   
　　（三）“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问题   
　　猜测：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是古蜀人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坑中的填埋物均为祭器；有人认为是古蜀人的墓葬；有人说是厌胜埋藏，是古萨满文化的产物；有人认为一二号坑，是两位死去的古蜀国的统治者生前使用器物埋藏坑；还有人认为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后，将前朝的用品加以毁坏埋藏的结果。   
　　（四）“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文化意蕴问题   
　　猜测颇多。有人说：青铜人头像胸部以下成倒三角形，应为杀殉奴隶的替代品；有人认为，青铜人面像应为古蜀人祖先的造像，有祖先崇拜的含意。其中的“纵目人”大面像，当为蜀王蚕丛氏的偶像或是蜀王杜宇的偶像。也有人认为不是人像，而是“兽面具”。对真人大小的人头像，认为是供奉者形象或受祭者形象。还有认为，青铜人面像不是古蜀人祖先崇拜物，而是图腾崇拜物。其中小型面像是图腾舞蹈用具。   
　　关于青铜大立人像，也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是古蜀人的一代蜀王形象。古代社会政治君长又是群巫之长，可能是蜀王兼巫师的形象，或是神权政治领袖形象的塑造。   
　　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大立人像酷似汉语文“尸”字，应为“立尸”，称为立人像不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大立人并非中原文献中的“立尸”，两种内涵绝然不同。整个青铜人物群雕像，反映了以古蜀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具有民族结构的象征意义和中心，分层次的君统和神统的表现功能。   
　　（五）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文化意蕴问题   
　　都认为是神树。分岐是：   
　　一种观点认为，神树象征着《山海经》中的“建木”，是古蜀人的“登天之梯”。一种观点认为神树应为《山海经》中为“若木”，神树上的鸟是“日”的象征。另一种观点认为，神树应为“社”，有如文献中的“桑林”，即社树。   
　　（六）三星堆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意蕴问题   
　　一种观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金面罩的文化意蕴争议较少，多认为与古蜀人的宗教习俗有关。有人怀疑是受古埃及、希腊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说最早发现的金面罩是在古埃及和希腊。   
　　（七）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来源问题   
　　此问题，争论也颇多。一种观点认为，青铜雕像文化形式来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等地出土的青铜面像有一定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青铜雕像、神树与古代西南民族有关，但青铜文化的出现与中原文化的传播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非土著产品，青铜雕像的着冠，体质面部特征应为二种：一种为华南濮越系，一种为西北氐羌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无论在中原还是古蜀都有找不到来源，应与外来文化的采借有关。纵观世界古文明，西亚、近东是青铜雕像和权杖的渊薮。并有向南亚连接分布的历史。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也都是西亚、近东的产物。金杖、雕像采借西亚、近东文化的可能更大。   
　　（八）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及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商有较大差异。古蜀文明有其自身的生长点。但不排除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明显地采借了中原青铜器、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原，古蜀的青铜技术也是从中原传播过来的。只是在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便在西南开了青铜时代的先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史籍记载了黄帝与蜀的关系，在三星堆文化中也有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和玉器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   
　　最后来谈谈，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断代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似乎无大分岐。但在笔者看，这才是一个有关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最大问题。据《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1993年12出版）一书第42页载：三星堆遗址，“其16个探方土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距今4100年至3600年。可见，三星堆遗址年代，比夏朝还早整700年，可是考古界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见《三星堆文化》一书第44页）。两个说法，一个是现代科学手段的测定，一个是文物工作者的“分析”，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呢？当然只能是科学测定。专家的分析水准再高，总免不了人为的因素。可如今的专家学者们都倾向于专家的“分析”，连电视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就明确标示：“使用年代：3250年”。在笔者看，舍科学重分析，这是本末倒置，是极不严肃的一种表现。   
　　距今4800年的文化土层中，挖出来的竞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的文物，且非天下奇闻？我们知道，任何古文化遗址年代的认定，都是得用现代科学手段测定的数据作为标准的，没有哪个遗址是靠专家的分析认定，除非有文字佐证，可与史籍相对应。人们不禁要问：三星堆的文物工作者，为什么置科学测定的数据于不顾，另作人为的“分析认定”呢？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么？   
　　看来，我们的学者们，面对“三星堆”的众多出土稀世珍宝，并非都欣喜若狂。有的人，在瞪目结舌的惊愕之余，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不知道怎样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位”。我们知道，考古界、学术界的学者们历来都认定，中原文化才是最先进的。在他们看来，一切居住在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史称“化外之民”）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即便在打破了“中国文化源于中原论”，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多源论”的今天，传统的成见仍难于彻底改变。谁料，在“化外之民”的古蜀国地，竞然出土了这众多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罕见的青铜文物，其形状的奇特，铸造工艺的精湛，都让中原文物相形见绌。如何面对它们？如何看待它们呢？显然，我们的这些文物工作者，尽管我很敬重他们，但在这件事上，我不能不说他们缺乏实事求是的勇气。他们仍习惯从中原文化中去寻觅相同相似的特征。所谓的“殷墟一期”“殷墟晚期”的类比，自然也就随之出现。由此再回头看“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测定，舍科学而尊“分析”，就可见他们的良苦用心了。认定是科学测定的距今4800年左右，那么，在先进的中原文化中，简直找不到多少类比之物。那样，中国文明的源头，究竞在中原还是在西南夷地？也须得重新认定了。中国的学者们历来认定，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商朝为标志的，将“三星堆”众多青铜器，归属于商代，在他们看是言之成理的。所以，他们宁愿舍科学测而尊专家“分析”了。   
　　笔者认为，舍弃科学测定而尊专家“分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极不严肃的错误做法。它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无助于推进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无助于真正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的会起到误导舆论，误导群众的不良后果。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正视现实和敢于实事求是，哪怕这样做的结果，会无可救药地否定了自己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动摇了自己几十年刻苦研究奠定起来的学术体系的根基，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一个学者应具有的起码的品德。  

　　二、如何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   
　　要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在断代问题上，必须以科学测定的为标准。决不能以专家的“分析”为准。   
　　具有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确切地讲，它打开了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一道窗口，它将我们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我们知道如此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决不是一日之功。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该从何时算起呢？还有待于更多文物的出土才能确定。但至少不会下于公元前30世纪。也就是说，距今5000年前。   
　　翻开《世界通史》，我们知道，古埃及人距今6000年就是学会制造和使用铜匕首、铜斧、铜针、铜珠等。公元前3100年（距今5100年）开始统一，建立起古埃及王国。公元前2600年（距今4600年）建造世界闻名的金字塔。公元前2686—2118年的中王国时期，出现了大批青铜器。公元前3000多年（距今5000年）创造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被排在首位。我们中国文明，号称“上下五千年”，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末一位。其实，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上下五千年”是按中原汉文化的记载算的。而汉族人口虽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算是最年轻的一个民族，它是以古夷分支伏羲、炎黄为核心经过商、周、秦历代发展，到了汉朝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才正式有“汉”的族称。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比汉族要古老得多。近年的民族学研究发现了许多中国的古老文化，比如彝族，其先民古夷人创制的“十月历”、“刻划文字”都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四川盆地和滇池周围一样，都是古夷生息繁衍的地域。据彝文古籍记，彝族母系社会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就有12个王朝。《西南彝志》以父子连名记载的世系达212代，以25年一代算，达5300年。从希慕遮到笃慕之前的31代父系始祖，是在古蜀地能沽（成都）度过的，在那里就“兴祭祀、立典章，没科律”建立起奴隶制国家。这一切，对许多史学界的汉族学者，恐怕是闻所未闻。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的发现，正好能与彝史记载相应证。“三星堆”出的土千余件青铜器，大多具有浓烈的彝族古文化色彩。显然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文明，不应只是指中原的汉文化，应该包括所有56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彝族的“十月历”、“刻划文字”可追溯达距今10000—12000年前，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历法与文字。广汉“三星堆”，实际也是一种金字塔。它们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当，甚至还要稍早一些时间。古埃及法老的纯金面罩，发现于尼罗河畔的帝王谷王陵，时间是3000年前比“三星堆”直眼人的纯金面罩还晚一千多年时间。古埃及大批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距今4600年的中王国时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相当，甚至还稍晚几百年。因此，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对深化对中国文明史，文明起源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正确认识“三堆文化”，还必须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形成及其分支发展的历史的了解做基础。中国的文化，包括地面上的，现在还深埋于地下还未发现的，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创造的，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了解各民族的发展史，两眼墨黑，那样，对远古遗址的认识，就只能靠“猜想”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就必然随之出现。笔者曾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被遣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古夷人》，对伏羲、炎黄时代的古夷民族的形成及分支发展史作出了深入探索。此文在今年四月成都“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论文评奖中荣获特等奖。最近又被北京《发现》杂志社研究决定，全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种种史料表明，发源于西南的古夷人，是一个庞大的古代民族群体。其分布的范围从西南逐渐分支向西北、中原迁徙发展，直到东海之滨。
　　包括今长江、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他们的生息地域。其繁衍分支发展形成的民族，包括今天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彝语支的众多民族。中原的汉族，西北的羌族和藏族。而彝族，就是这个古夷系民族分支发展的母体，是古夷文化的集中而完整的传承者。这些古夷系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一）信奉多神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二）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三）创造有刻划文字；（四）有世界最古老的历法“十月太阳历”；（五）有独特的以阴阳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极图为核心的宇宙发展观；（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和习俗。以这样观点，站在史前民族发展史的高度看问题，“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自然就迎刃而解，许多青铜文物都能在这个古夷系民族文化特征中找到其依据。
   
　　三、“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关于古夷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经过二十年的研究、考察在搞清彝族先民古夷人的繁衍、分支，其后裔从滇池周围、巴蜀盆地两个大本营分支四面迁徙分布到了广大西南地区（包括今缅甸）、同时向西北、向中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曾写过《古夷人的繁衍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鲜为人知的中国西南史前古夷（彝）文明》等一系列文章，介绍过古夷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古夷文明的内含及其对中国华夏文明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最终被学者们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先民古夷文化之中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组成中国文明要素的“刻划文字”、“十月历”、“阴阳观”、“八卦”、“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龙虎崇拜”、“葫芦崇拜”等。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古文化。都出自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创造。“三星堆文化”，实际就属于史前古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化”中的确有许多奇特的现象，让人感到新奇，见所来见，闻所未闻，这大概也就是“三星堆”特殊的魅力所在，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在电视专题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和《猜想祖先》中，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那都是些有名望的，满腹经伦的人，听他们有感而发，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总让人感到不是讲得有些玄乎，就是离题太远，揭示不出三星堆文物所具有的特殊本质。看到最后，听到最后，谜，仍然是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主要是他们心中，缺乏对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轨迹的清晰认识，不了解远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只是认准了专家们“分析”认定的属商代文化这样一个不准确的定位，于是就天马行空，发挥想象，自己以为很有道理，在内行人听了却不着边际，漏洞百出，经不住推敲，也就缺少了说服力。   
　　研究“三星堆”，首先不要忘了，在蜀的凉山彝人的古籍上，记载有远古母系社会的12个王朝的历史。不要忘了，《西南彝志》记载的，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到笃慕，共31代人在能沽（成都）度过，在那里“兴祭祀，立典章，设科律”，创建起奴隶制王国的历史。事实上，远古时代的巴蜀，是今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的大本营，他们必然留下许多的文化遗存。三星堆，只是其中的一个。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许多都具有浓烈的夷（彝）文化色彩，这里试举几例：
　　（一）“三星堆”人的来源。
　　专家们有两种说法，一是认定是从岷江上游来的羌人。依据是《蜀本纪》载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王傍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由此断定，第一代蜀王蚕丛氏的族属当为氐羌系的一支。   
　　羌为何人！而今的民族学研究已搞清，羌实际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一个分支。万年前的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大水，无法为生，以畜牧为业的一部分古夷人，便往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生息繁衍，他们后来被称为“羌人”。《山海经?海内经》有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这就是氐羌的来源。   
　　羌，是汉文史籍上的称谓，并非羌人自称。羌人自称“尔梅”或“尔玛”。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实际羌字从羊从儿，是羊羔儿的意思，是历史上中原大汉族岐视少数民族的又一例证。羌是古夷人的后裔。氐羌无文字，以口头追溯历史，还追不到3000年。说明氐羌并非在那里土生土长，是后来迁去的。证明《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可信。而羌文化，如崇虎、党母族、火葬、父子连名，都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相同，可以说明两个民族同源共祖。这个祖，就是古夷人。那种把“羌”当做是繁衍许多民族的母族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蚕丛作石棺国人从之以为俗，可至今，在成都平原从末发现有石棺墓葬，说明《华阳国志》的记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氐羌南迁，历史上曾有此一说，那是战国秦献公四年（公元前381年），他学秦穆公西征羌人到渭首，驱赶羌人南迁，距今不过两千多年，与三星堆的实际年代晚两千多年。   
　　其二，认为是夏朝时从河南、山东一带西迁入蜀，依据是：三星堆出土的三脚陶盉、铜牌饰、斧形器，均与河南二里头出土的相同。有人认为三星堆某些器物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份源于山东。因此，专家们就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晶。那自然是将三星堆视为商代遗址后才作出的判断，假如如实地把三星堆定位在4800年，此种判断也就是很谎谬的了。既然三星堆有4800年历史，那我们恐怕应当说，二里头的文化，包括让国人引为自豪，被专家当做是青铜时代座标的“殷墟”，何尝不能说是受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呢？从古夷族群发展分支的情况看，伏羲，炎黄是古夷人的分支，他们的后裔夏、商也都属古夷的分支，与古蜀人属同一族群，自然其文化也都存在相同相似的东西,这是毫不奇怪的。   
　　古夷(彝)人入蜀的时间，当在万年前古夷（彝）史称的“尼能时代”。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也可能是其中的一支，但更多的是从凉山、昭通一带过金沙江入蜀的。因为这边是两个彝人大本营的接近点，距离更近，路也更好走得多。据张和东根据其祖辈世代相传的《夷人史谱》载云：古夷进入蜀盆地，在那里前后共沿袭有十九世俄姆（君王）到杜宇，始称皇帝。这就是《华阳国志》说的“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后来“六祖”之父笃慕，因蜀“洪水”（多指人祸）无法为生，率种人从能沽经宜宾过金沙江回迁云南，走的也是先祖入蜀的老路。《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载云“朱提（今昭通）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长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可见古夷人时代，巴蜀与滇昭通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紧密。   
　　总之，古巴蜀盆地，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又一大本营，土地肥沃，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三星堆遣址”，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文化遣存无疑。   
　　（二）“三星堆”为何建三个土堆？    
　　“三星堆”，是今四川人的称呼。专家们的解释是：“三星堆”的排列是与参星（猪户座）的三星对应，俗称“三星伴月”。是广汉八大景观之一。是古蜀人星象崇拜的产物。还和古埃及比较，说古埃及先建的三座金字塔，也与参星相对应。   
　　三星堆是否真与参星相对以图吉利？不得而知。星象崇拜，在古夷人中倒也存在。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就是从观察北斗星七星的斗柄指向，最高点为大署，最低点为大寒，由此定出四季，最后才制定一年十个月，每月36天外加5—6天过年日，总天数为365天的“十月历。”在笔者看，“三星堆”之所以建三堆，更主要的是出于古夷人对“三”这一圣数的崇拜。   
　　以彝族为例，生活中的“三”，可以说无处不在。王国或部落的政权组成总是君、臣、师三位一体。祭祀更讲“三”，点香要点三柱，献酒献三盅，献饭献三碗，摆筷要摆三双，叩头要叩三次。跳舞要跳三步乐。玩场上唱情歌，总要先唱兹若（君）如何，曼若（臣）如何，呗若（师）如何，然后才唱姑娘小伙如何如何。文人吟诗作对也讲三，如“三段诗”很有名，头段写景，二段写事，第三段写人，表达出诗的主旨。盖房一般都讲盖三间，组成三间四耳加八尺。计时也讲究三，为了协调动作，总是一、二、三、预示开始。古代的军制，一般都左军、右军加指挥总部三部分组成。建塔，自然也讲究三座，如大理南诏国就建有三塔寺，至今仍是大理旅游的重要景点。据了解，崇拜“三”，不仅彝族如此，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伏羲、炎黄、羌、藏、楚、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拉祜等等，莫不如此，可以说崇拜“三”这个圣数，也是古夷文化的一个特征。   
　　“三”的来源，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起源于古老的生殖崇拜，即三位一体的男根崇拜；一是认为，三，代表着天、地、人三界。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由此回头看“三星堆”夷人，建三座祭祀塔，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三星堆夷人对“三”数的崇拜也很明显，比如青铜神树，每棵长三台树枝，枝上的鸟儿，带冠毛的，也做三根毛。三星堆，原来每堆也都有三台，这一点，从稍晚一些的羊子山土台呈三台形塔便可推知其原貌，只是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雨，被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成了三个土堆罢了。   
　　专家们分析，原来塔上建盖有庙宇，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可能就供奉在塔顶的庙宇中，这样的分析是很对的。青铜人头像都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自然用作供奉，让国人顶礼朝拜用的，总得有个供奉的屋子。每尊神像，当时都可能有其名称，只是被数千的尘埃湮灭，现在已不可能尽知其祥。  
　　（三）“三星堆”人为何将众多珍贵的神像打烂埋葬？  
　　这是很让专家们感到难以理解的一个现象。很多猜测，见前述不重复。   
　　笔者认为，祭祀坑的定位，显然还是较为准确的，墓葬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坑内无人骨骸或骨灰罐出土。当时的三星堆古夷人，很可能已经普遍实行火葬制度。两个祭祀坑，最大的可能是两次祭祖分支遗留。据许多彝文古籍记载，古夷人每隔七至九代人，就要举行一次大的祭祖分支。分支之后，各支之间便可以通婚。分支之前，同系一个家支的人，因为是同一祖宗的后代，视为血缘亲属，是不允许通婚的。祭祖分支后，各支的酋长、头人，便可率领家支族人，远距离迁徙他乡，各自寻觅、开辟自己的生存地域与空间，作独立发展。如笃慕一支，从成都经宜宾过金沙江迁回云南的会泽、东川一带后，其武、乍、糯、恒、布、默六个儿子，就在尼罗（黑虎）山作过一次祭祖大分支。史夷（彝）史上称其为“第八次大分支”。曰“六祖分支。”武、乍迁徙入滇中，后向滇南滇西发展；糯、恒入昭通，后部份又重渡金沙江进入大凉山；布、默进入黔西北一带。他们分支迁徙进入新地域后，与当地原住的古夷人结合，重新创建自己的新部落王国。古夜郎国、古滇国、乌蒙靡莫国、哀牢国、南诏国、邛都国、笮都国等一批以六祖后裔为主体的方国，便先后涌现出来。   
　　据张和东以其祖传《夷人史谱》整理著述的《夷人与简史》一书第55—58页介绍：德薄氏的《宗支叙系》载，该宗支曾进行过七次大的祭祖分支活动。第一次，六代人。地点：在滇西楚雄。时间在公元前370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六世孙僰苴柢天皇伏轩。第二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346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十三世孙；昌意。第三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29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世孙迫勒道。第四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公元前26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七世孙仲碧额。决定分治古商国。以秦岭和大巴山脉为界，以北续称商国，由长宗子仲丁主国称王。以南新建立蜀国，由长宗子仲碧额主国称帝。蜀国王族裔分布在长江、九江河（具体指：岷江、大渡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等）流域。第五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时间：公元前2450年前后。主持人是始祖桑仔俄的三十四世孙，蜀国的八世皇帝补朱勒。第六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四十一世孙，蜀国十五世皇帝汉駹诏。时间：公元前2210年前后。参加者有；蜀国十二世皇帝所生六子;孟孔孔三世孙,白马国三世王;孟瞿瞿三世孙,楚国三世王；孟叟叟三世孙，邛都国三世王；孟窝窝三世孙，筇都国三世王；孟彩彩三世孙，巴国三世王洪嘎德等六大宗子第七次，九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的蒙吐本（即白马山），时间：在公元前1940年前。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五十一世孙，白马国十一世王爨氐。参加者有：孟瞿瞿九世孙，楚国九世王始启；孟叟叟九世孙，邛都国九世王获获；孟窝窝九世孙，筇都国九世王窝尼；孟克克九世孙，夜郎国二世皇帝多同蒙；孟彩彩九世孙巴国九世王羌賨。第五、六、七三次祭祖分支朝拜祖灵后的旧博物，均埋葬在蒙吐本，即今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每次祭祖分支。都要朝拜九天九夜，活动内容，包祭天、祭地、祭祖三大项。每个王国前来参加朝拜祖灵的都在数百人。每次都规模盛大，热闹非凡。每次祭祖分支后，家族共有的博物，都全部损毁砸烂埋葬，象征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以上这段文字并非原文，原文写的太乱，笔者不得不稍作整理，但意思不变。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我们所关注的三星堆，原来真是三个古夷人祭天、祭地和祭祖的塔。祭祀坑，是祭祀后的博物掩埋坑。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祭祖时间，与三星堆科学测定的年代基本相符。出土的二号坑，自然也该是六次或七次祭祖之后的博物掩埋坑。   
　　张和东，是德薄氏153代夷人史谱的传承人。自从1957年读中学的时候开始至2003年6月止，用46个春秋翻译整理、考察、完善此《夷人史谱》，前后经过22次修整，才正式提供付梓印刷。目前因经费所限还未正式出版。文中所列资料当较为准确无误。是研究彝族先民古夷人历史的珍贵史料。   
　　（四）“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及龙形器诠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载于《三星堆》画册的有四件。作为装饰雕刻或铸造在器物上的不少。龙形器一件，铸造在器物上的龙也不少见。专家们对这一现象似乎并不太关注，所有研究文章、电视专题片都未曾谈到它们，但在三星堆人看来，恐怕是极重要的，那是他们的崇拜物，是他们的图腾。这一点，在古夷系民族中，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比如彝族就崇拜虎龙。虎是原生图腾，因此最受器重，三星堆人用金箔做了一只虎，表明的恐怕就是这种意识。龙，源于“九隆”神话，也被当做图腾物给予崇拜。彝族自称的“罗倮”，意思就是“虎龙子孙”。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僳僳、拉祜等都崇拜虎龙，伏羲崇拜虎龙，炎黄崇虎龙，羌人也崇拜虎，因为他们都是古夷分支的后裔。   
　　专家也谈到三星堆人的图腾，但关注的是鱼鹰。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勾状喙的鸟形造像也真不少，正好与汉史中记载的第三代国王鱼凫相对应。呈勾喙状的鸟，不止鱼鹰，岩鹰、山鹰也都呈勾喙状。因此，勾喙状的青铜文物到底算鱼鹰，还是山鹰，是很难分辨的。而山鹰，也是夷（彝）人的崇拜物乃至图腾，凉山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讲始祖支格阿鲁，就是天上飞的龙鹰滴了三滴血在他母亲的裙子上，以致怀孕而生的。滇，这个云南的简称，据去世的彝族著名作家李乔，考察研究得出的认识，是彝语“鹰”的汉字译音，是滇池地区古夷（彝）部落的名号，意为崇鹰（滇）的部落。后来才演变成为云南的简称。三星堆人要是真的崇拜鱼鹰，以鱼鹰为图腾，那这一图腾只能家族分支后的氏族图腾，而不是原生图腾。     
　　其中的虎龙雕像才是表现三堆人原生图腾的物件。做成金虎，表明其对总的原生图腾的格外尊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可以说大都表现出强烈的古夷文化特征。而专家们的研究却很少将其与古夷（彝）文化相联系，也许是他们对古夷（彝）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只有四川省科协的钱玉趾先生，直接从彝文化中寻找依据，那当然是很有见地的表现。
　　本文已万字出头，就此搁笔。今后还会继续撰写，就一些有争论的文物结合古夷（彝）文化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仅就上述三个论题，也可以充分证明，三星堆遗址，属古夷文化遗存无疑。其它的认识，多半是把源流颠倒了，不然就是牵强附会。要知道世界文化史上，不同地区不同人种，能创造出相同似器物的，累见不鲜。没有民族迁徙与交往的历史作依据，随意议论其影响，是说服不了人的。将其当做历史，更是谎谬之举。
　　（来源：彝族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