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徽州古村的“文会”。

嘉壹书斋

　　烟花三月，清明时节，回故乡农村扫墓。来去匆匆，只是顺道寻访了心仪己久的徽州两处古村“文会”旧址。古代徽州乡村文会组织很普遍，它既是文人结社，研讨诗文的聚会，又是文人出面在本地及时调解宗族间、乡民间纠纷，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构筑农村和谐社会的自治组织，在徽州社会文化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各村自立“文会”
　　入山深处的祁门县历溪村，位于国家自然保护区牯牛降脚下，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宋朝千姓从祁门西山口迁来，聚族而居，至今仍有古居、古祠、古庙、古桥、古碑、古墓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景观，有许多神秘的故事传说，还养在深闺人未识。历溪村历来尊师重教，文风颇盛，明清时期致仕在外为官的就有15人。明嘉靖年间，该村名医王典（1497一?）曾游京师，皇子病笃，群医束手，推荐往治，治之立愈，授太医院官，直圣济殿事，加授登仕郎，著有《医学碎金》、《意庵医案》。告老返乡后，受赐营造王氏宗祠“合一堂”，祠堂前进仿宫中圣济殿、五凤楼形式建造。嘉靖帝念其为皇子治病有功，在宗祠建成后赐给汉白玉浮雕抱石鼓一对，这在徽州祠堂抱石鼓中堪称绝无仅有。就在“合一堂”宗祠北侧，则为古代历溪文会所在，普通徽派建筑，今为村委会、青年之家活动场所。想当年，历溪文士不但于文会时为周边景物命名“历溪十二景”，即鸡冠尖春晓、象鼻石登览、舜溪桥临风、罗美台怀古、历峰巅晓日、汲水滩夜月、柱峰墩占松、占寺山旧址、鹅岭望乡烟、骡岭踪地脉、普陀岩焚香、镇南祠祈福，而且每个景点都有文人的诗作，这些咏景诗经过文人反复推敲，流传了几百年。
　　徽州的古村落，历代文人根据实景和想象而命名的景点，少则四景、六景，一般八景、十景，多达十四景、十八景，每个景点都有诗，这些景点命名利诗篇，多绘制、刻印在族谱或方志中。如果有人搜集，那将是一部煌煌然的写景、抒情诗集；同时使人走进这些古村落，观赏着这些景点，细品着这些景点的命名，吟咏着题写这些景点的诗句，实在是进入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
　　徽州区的唐模村，处于徽州的谷地，平畴沃野。唐末有汪姓始迁此地，家族有忠烈遗风，被称之为有“唐朝规模”而故名。南宋淳祜五年（1245），许姓迁入唐模，家族繁衍昌盛，逐渐取代汪、吴、程诸姓而成为唐模的主宗。从东进村，迎面是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用青石构筑的八角亭；越亭向西数十步即为清康熙年间旌表该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而立的“同胞翰林”石牌坊；过坊便是唐模富商许氏为娱老母而建的，占地10亩、模拟杭州西湖景建造的檀干园，俗称“小西湖”。檀干园正门原为两进建筑“鹤皋精舍”，原建筑今已不复存在，重建的“鹤皋精舍”恢复了许氏文会馆、“清听轩”义塾和忠烈庙。许氏文会馆为当年文人的艺文活动场所，门前楹联为民国人总统黎元洪撰句：“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室内现陈有许氏家谱、末代翰林许承尧等的文物资料。这是一座焕然一新的文会会馆，依稀可想而知当年文会的盛况。
　　文人结社、集会，在古代徽州受到宗族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热烈而浓重。据佘端华《岩镇志草》记载，南山文会会例规定：“凡本籍新文学，入会则用彩旗鼓吹前导至南山亭，祝史执香作乐迎于道左。”万历末年，“复建友善会馆于株山之东，别为明经胄监会业之所。每岁二月二十日祭文庙，于其中即为课期，而文学不与也。”歙县雄村的“文会条约”碑刻，中坎村的文会名册，至今尚存。
　　乡村自治组织
　　据文史典籍记载，我国的“文会”起源很早。《论语•颜渊》曰：“君子以文会友”。后世便称文酒之会为文会。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三口：“昔时文会，长思风月之交。”《南史•顾越传》曾记顾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据此可见，我国的文会，类似于西欧十六世纪起源于法国的“沙龙”，是文人以商讨诗文为主的聚会。
　　徽州乃人文渊薮，明代以前已有众多文会，明代以后文人结社、集会之风更加盛行。有过多少古村文会，似无精确统计。据笔者所知，家乡祁门县几是各村皆有文会，类似上述唐模、历溪文会的著名文会还有北乡六都中子文会、兰英文会，西乡集成文会、桃源文会、育英文会，东乡洪村兴贤文会，南乡间刚文会等等。据嘉靖年间歙县余端华《岩镇志草》贞卷记载，仅岩寺镇就有南山、斗山、杲山等文会。
　　文会是民间组织。其成员人多具有地方文人、士绅身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即农村的知识分子，凡致仕或退休回乡的官员、举人、秀才，以及未能获取功名的读：门人，均可参加。各村文会聚会有定所，得到宗族支持，或建有专门的文会会馆，或设在村建的文昌阁。文会各有自己的“章程”，即为文会会约或条约，开现代社会民间组织之先河。
　　徽州古村文会，历史表明，不只是谈诗论文，而且随着文会的发展，其功能有所扩大作用有所增强，逐渐成为农村的一种自治组织。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特别是能入仕为官的有功名的人士，是造成“乡绅”阶层的重要来源，他们除了谈诗论文，还积极地宣扬儒家伦理，推行教化，被认为是“知书明理”，成为伦理价值的代表。老百姓遇到宗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时，希望得到文会成员的仲裁。某些宗族长辈认识到文会的这种社会约束力，而努力使文会“宗族化”。这都使得文会能够而且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乡村自治组织。
　　据《休宁率东程氏宗谱》卷四《明故处士公辅程公行状》称，“（程镶）选宗之贤，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凡直人之枉，恤人之乏，均于此取资焉。”所表述的是明代文会的功能和作用。所说“直人之枉”即调解纠纷，维护公平和地方安定。聚族而居的文会成员由同族人组成，杂姓村中由不同宗族成员构成，他们的主要条件是知书达理和道德高尚，是被挑选出来的“贤者”，比较超脱和公正。宗族内部的纠纷可以是族中长者或族长调解，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许多是经文会调解而私下解决，文会的调解人往往是与纠纷双方有一定私人关系或影响力的第三者。如《休宁茗洲吴氏家族记》卷十《社会记》中密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秋，“浯潭江氏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每都肄以待。会孚溪李质先、王源、谢文学镇为讲解。”所说的就是吴氏与浯潭江氏的一桩纠纷的解决。所谓“恤人之乏”，即担负周恤贫困，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在徽州，助贫、助学主要是宗族组织以族产解决。此外，徽州一些宗族设有“慈善会”，管理义仓，施衣散粮给饥寒交迫的族人、外来难民和乞丐，甚至供给冻饿而死者以棺材。在杂姓村中，或是宗族对外来人口的助贫，文会的统筹和资助就是一条重要途径。据清朝光绪《婺源县志》之《人物•义行》记婺源溪头程氏“族中创立文会，（商人程世德）输租数十称资助”，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传》记商人史世椿“勤俭好义，重建家祠，兴文会”，以及休宁率尔程镶“选宗之贤，各出三白缗”（每缗为一串铜钱一千文）等，可知文会通过宗族、商人等的资助，甚或收取文会成员会费，有一定的经费，因而有一定周恤贫困的能力。
　　填补官府与农民之间政治空白
　　对于文会这样的乡村自治组织，当时的地方官府持何种态度?据许承尧《歙事闲谭•歙风俗礼考》说：“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籍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之持唆使之纷纷也。”据此看来，文会的调解纠纷的功能已经超过了宗族；如果文会一旦调解无效，事情闹至官府衙门的话，官府往往把文会的“公论”视为解决争讼的重要依据，表明官府支持、尊重文会的公论。这是在强化文会乡村组织的功能。
　　据《休宁县茗州吴氏家族记》所载，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江氏盗伐吴氏山木案件告府审理记：“浯潭江宗岳等率无赖多人，于后山侵砍木搬去。我族告府，蒙判：山仍照原买，六分为率，族分五分，江宗润等业一分，以立合同佐证。请府篆钤印合同，功达收执。”据此例表明，文会私下调解和官府分豁，都是解决宗族间矛盾纠纷的途径。
　　徽州从唐代为“一州六县”以后，区域稳定，辖土面积人县如婺源县有三千多平方公里，小县如黟县也有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到清朝人口鼎盛期大县人口达50多万。徽州山川阻隔，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每个县亦只有个别县官和县衙不多的官吏，又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对所辖和统治的一方土地和人民几近茫然，实无力亦无良策可以管理好这样的广土民众。
　　明、清吃皇粮官吏不仅人数不多，而且朝廷也不鼓励官员直接到乡村活动。据明代《皇明制书•人浩续编》等文件汇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发了限制县官下乡扰民的命令，以及回避制度。在讲究亲缘和桑梓之情的社会中，限制县官下乡和回避制度均旨在切断官员与家乡、宗族的直接联系，减少徇私舞弊和地方割据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所以官员一般不能直接插手亲族纠纷、争讼。
　　在徽州，同其他地方一样，从古代直至近代有里甲制、保甲制等奉命而建立的乡村组织，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办理官府明文规定的各种具体事务，并无明确的权力，更没有权威，如许承尧所说的是“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
　　徽州县以下农村，长期以来社会秩序稳定，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很少出现，聚啸山林的匪祸极少，民风古朴，安居乐业。这除了徽州的宗法制度、宗族势力所起的作用外，文会自治组织也填补了官府机构与农民之间的政治空白，就地、及时地化解民事纠纷，不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正如方西畴作《新安竹枝词》所说：“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