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认识和建军原则。

嘉壹书斋

　　红军初创时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以北伐军编成的南昌起义军，企图长驱直进，先攻占广东东江地区、后取广州，再行北伐，结果起义军只保存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大部失败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部队，最初也准备进攻中心城市或县城，只是在部队受到挫折后，才转移到农村，使部队得到生息和发展。广州起义时，以北伐军和工人编成红军，准备占领和坚守广州，以促进全省起义，夺取革命胜利;但起义军民只在城里呆了不到3天，就被敌人赶了出来。革命的最初实践说明，中国革命不能按照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道路，而应主要依靠农民，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几省边界山区生根和发展。
　　最先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特点的是毛泽东。他在经过一年的实践之后，于1928年10月和1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初步论述了红军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同时，鄂西、鄂东北、赣东北等地的中共组织，也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扎根于农民群众中，领导红军和游击队深入开展农民群众工作，以农民为主体建立和发展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一样，实际上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是，当时党中央某些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有人甚至认为，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农民力量会超过工人力量，党的思想会被农民意识所左右，因而不重视红军在农村斗争。直到1930年1月，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后，才使这种思想在红4军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澄清。毛泽东指出：必须认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认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进行有根据地的斗争，有计划地建设革命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在其它斗争形式的配合下，逐渐向全国发展。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偏僻的农村和山区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家族统治严密，地方主义严重，封建迷信盛行，要把这些地区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把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红军战士，确非易事。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湘鄂边、洪湖、鄂东北、赣东北的党组织都遇到类似问题，特别是湘鄂边党组织在将旧的农民武装改造成红军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教训更为深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红军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不断以先进思想教育农民，通过不断扩大游击战争，克服农民的散漫保守思想和地方主义，使党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的任务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某些人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承认“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但不承认“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虽然实际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又不断批判“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中共中央一些人始终盯住城市不放，以致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屡遭挫折。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红军建军原则的形成　红军和其它旧军队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红军的根本宗旨和任务是什么?在红军初创的三年中，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时中央就指出：党建立的武装必须是“工农的革命军”，并且规定，在部队建立广泛的政治工作，建立党的组织，设立党代表，作为维护革命军队本质的保证。此后，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反复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红军任务等建军的根本问题，保证了红军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六大”决议中，又规定建立红军政治部，担任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和对地方政权的指导。
　　192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规定红军必须执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帮助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在群众支援下战胜敌人和在政治上瓦解敌军的任务;并且号召红军指战员，“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明确的。各地红军，特别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的建军实践，把中央的建军原则更具体、更系统、更理论化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三湾改编时建立了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设立各级党代表，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协助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显示了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建军原则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规定：红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规定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使红军摆脱了旧军队只管打仗的模式。毛泽东又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它以简单易记的形式，融合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于一体，充分体现了红军的人民性。
　　经过两年多的建军实践，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时，关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规定就更加明确了。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基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一切形式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育动主义、军阀主义、雇佣观念等思想和作风，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建军路线。当时中央将红4军建军经验转发各地，因此，不但在红4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在其他地区的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实行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党的领导制度。在三湾改编时，就建立了团委、营委、连队支部，部队各级设立了党代表。随着部队的发展，又建立了帅委(纵委)、军委。红军建立主力兵团以后，军团、军建立了前委，方面军建立了总前委。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制度也得到了加强。部队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首长负责行政管理、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政治首长负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讨论决定，首长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由于部队各级都有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成为红军团结内部、共同对敌的核心，成为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战场鼓动、指导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种很好的上下关系。在红军建立初期，生活极为艰苦，但红军指战员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干稻草来轻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红军的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内的民主生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批评官长的权力，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能从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中节余一点作零用，称为“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可分到六七十个铜钱，闲暇时，可以拿它组织“合作社”，到饭馆“开个荤”，士兵非常满意。尤其俘虏兵，他们感觉白军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生活不如白军，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人，昨天在白军怕死，今天在红军却很勇敢。红军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有一个很好的外部关系。红军和人民、红军和政府，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正因为有了这一切，红军才在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的包围中，成长壮大起来。
　　红军的组织建设红军的组织形式服从于红军的战争形式和所处地理环境，各地红军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阶段。赣南、闽西红军先后采取过军、师、团、营、连和军、纵队、支队、大队的编制，1930年秋正式改为方面军、军团、军、师、团、连的编制序列。湘鄂边红4军采取过军、师、大队和军、路、团、营、连的编制，洪湖红军采取过总队、大队、中队和军、纵队、大队的编制，1930年夏红4、红6两军会师后，形成军团、军、师、团、营、连的编制序列。鄂豫皖红军分别采取过师、大队、队和师、同、队的编制，1930夏形成军、师、团、营、连的编制序列。总的来说，红军1929年前组织形式适合于游击战争，1930年后的组织形式适合于运动战。由此可见，红军的组织形式是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红军建立的初期，领导机关中只有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分工，没有军事部门、政治部门的设立，有的虽有政治部的名义，但无工作人员，形同虚设。1929年后，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和战争形式的转变，领导机关建设得到加强，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后称供给部)、军医处(后称卫生部)先后成立。司令部设作战、侦察、交通(即通信)等部门;政治部设组织、宣传、政务(后称群工)、白军(又称破坏)等部门;经理、卫生处也设有相应的部门。领导机关中另设有肃反委员会(后称政治保卫局)，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红军的供给问题，建军初期主要依靠自己打土豪和筹款解决，1930年后，一部分供给由苏维埃政府征税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开始就是由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红军就是主要由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和在群众配合下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组成的。随着革命战争的进展，各地除了主力红军之外，又有了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如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到1930年，各地正式组成了地方红军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等形式的武装，赤卫队变成群众性的武装，这样，各苏区就正式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有了这样的武装体制，主力红军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执行跨地区的作战任务，地方红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群众武装执行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肃清敌军侦探、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有了这样的体制，地方红军在必要时可升级为主力红军，群众武装可以组成新的地方红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地发展。
　　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在红军诞生初期，在运用其它作战形式失败之后，就开始采取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种游击战不同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支队进行的游击战，不同于无目的到处游荡的流寇式的游击战，也不是在城市中打几枪就跑的暗杀式的游击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中央的统一战略指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依托根据地进行的游击战争。
　　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的游击战争，也就产生了新型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红军诞生初期，由于兵力过小，战斗力低，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能够体现红军根本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各地于1929年先后总结的战术中，以中共红4军前委总结的最有代表性。毛泽东以红4军前委名义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为了实现中共的斗争目标，红军不但需要一套正确的战术，而且需要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一个能在近期实现的战略目的。所以，在红军经过一段斗争之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提出“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在到达赣南后不久，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割据计划。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战略设想。鄂东北红军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割据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各地红军依据自己制定的方针，展开顽强斗争，到1930年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红军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兵力有了很大发展，部队得到集中，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建设日益完善，根据地日益巩固，战略战术日渐成熟，作战形式也逐渐脱离游击战争的阶段，具备了运动战的性质。这样，红军就开始脱离它的幼年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为执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任务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