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与白银人口分布史实考。

嘉壹书斋

　　“问我先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些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一棵古大槐树，魂牵许多代，几个世纪以来，山西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喻为“家”、称做“祖”、看做“根”，成为众人心中的故乡，甚至有只知大槐树而不识始祖者。时至今日，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大槐树也就誉满神州大地了。
　　据山西《洪洞县志》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泽、潞二州民于滁州、彰德、临清、大名等地宽乡、设屯，树下为荟萃之所”并且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我国一些历史文献，如《明实录》、《续文献通考》、《日知录》等文献和资料都有明代移民的记载。民间有关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记载更为丰富，大量的民间谱志、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记载。白银市的地方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代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其过程从明代初年的移民高潮，持续到明永乐、宣德年间，经历了5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的移民行动。这次大移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振兴中原，开发西北边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明朝政府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措施，增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把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
　　洪洞县位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北端，秦汉设置县制，隋代改洪洞至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县城。在洪洞县北郊贾村的西侧，有一处公园式建筑，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明代移民遗址——古大槐树处，现已辟为古槐公园。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县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鸦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鸦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据靖远县的许多老年村民说，他们的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西北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古大槐树处移民遗址，古时人们并不十分重视，现在的建筑是民国3年（1914年）由洪洞人景大启倡议募集钱款修建的，建成了碑亭、碑坊、茶室等建筑群。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遗民古迹更为重视。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1983年又建了门楼、围墙。现在这里已是一座翠柏绿槐，清静幽雅的公园了。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代末年，由于元贵族及封建地主残酷的剥削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日益频繁，再加黄、淮河多次决口泛滥，水旱蝗疫等天灾人祸倾时而至，民不聊生，致使西北及中原地区人口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了元朝的灭亡。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货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1399-1402年），几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的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誓师北平，起“靖难军”，从北京攻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北”。所以，“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百姓大量逃亡，这也是永乐年间移民的又一原因。而当时山西由于元末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的经营，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根据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统计，河南省的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省的人口是189.3万人，而山西省的人口却达403.4万人，比河北、河南两省的人口总和还要多。由于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乱和灾荒，加之养民生息的策略实施，使得人口猛增，所以山西是向全国各地移民的重点省份。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8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被迁之民以晋南、晋东南为多，晋中只有少数几县，迁民最多的是平阳府（山西临汾）。明时山西辖79县，据《明实录》记载，主要移民的有汾州府（山西汾阳）、辽州府（山西左权）、泽州府（山西晋城）、潞安府（山西长治）所辖51县，洪洞县为移民集中地点。明朝政府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三年（1370年）曾有定制，对北方州县荒芜田地，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粮田、2亩菜田，有余力者不限田亩。同时还规定皆免三年租税，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山西大移民以明朝初较为集中、频繁，规模也最大，据《明实录》、《明史》等记载，洪武年间从九年开始至三十年（1376-1397年），大规模移民10次，以洪武三十年（1380年）为最，移民达2.4万户，越10万人。明永乐年间从二年至十五年（1404-1418年），大规模移民6次。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以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在整个移民过程中，山西人外迁大多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强制性移民。当时的山西人，离开祖辈生长养育他们的地方，离开生活安定，衣食基本丰足的地方，自然是难离难分，而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垦荒，必然是前途未卜，前面是一种艰苦、辛劳，甚至要付出生命的途径，当然是难以情愿。据传说，为了让山西人离开时不发生意外，便于统一调度、指挥，明朝官府把外迁者的手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然后上路。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据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士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跪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朱元璋执政以来，正式采用了大移民的政策，“移民垦荒”，改变了元朝弃农为放牧的政策。官府为支持民众垦荒，发放种子，提供耕牛，减轻或免除徭役、赋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从洪武元年（1368年）始，12年内，净增耕地180多万顷。再过14年，土地增加到了800多万顷，比洪武初年增加4倍，使当时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白银境内明代早期移民较少，明代中后期（正统至万历年间）至清初移民较多，而相当一部分属于二次移民。根据市内三县两区谱志记载，明代初年迁徒来的有会宁王庙的李氏，山西平阳府籍，明洪武时始祖李守孝迁徒陇西，永乐年间再迁徙会宁，遂成土著居民；会宁牛家河的牛氏，原籍山西沁源县，明洪武年间于洪洞县分别迁徒各地，牛氏兄弟各执一块破锅，以备后世相认，因此有“打锅牛家“之称（1998年重修牛氏家谱）；靖远蒋滩、平川水泉的雒氏，山西洪洞籍，明永乐初迁徒天水，万历年间始移居靖远。明代中后期，迁徒市境内的较多，有靖远的牛氏，明正统年间始祖牛兴迁入靖虏卫，10世祖牛一麟随王进宝征战，升任甘州提督，以武功传家，代出武举，原籍河南光山县，后裔现居平川牛家溿；平川尖山的任氏，祖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明中叶迁居靖虏卫。进士柯英华序《任氏族谱》有“业陶业商、”“宝积巨族”之说；靖远红沟的张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明中叶先迁徒陡城，后迁至红沟，其先祖原士宦于明，红沟至今保留张氏先祖明朝官舍遗址；平川水泉的张氏，原籍山西大同县，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迁徒牙沟水，自明代至今已历540年，繁衍20余世；白银区的郝氏。自陕西周至县二次迁入，至民字辈为15世，郝家川有祖茔；会宁唐湾、靖远三角城、郝家集的唐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明万历年间兄弟四人迁徒以上三地；平川共和的董氏，明万历年间迁徒古城岘，董彦录为光绪乙丑科举人，至今已历8世；靖远三角城的吴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嘉靖年间由山西朔县迁入，历今13世，其后裔吴瑛曾任靖虏卫指挥使；白银区四龙的杨氏，原籍山西洪洞县，明末万历年间迁移来银，旋移居靖远的蒋滩，已历11世；靖远杨梢沟的杨氏，原籍山西洪洞县平阳镇，明正统二年迁入；靖远三滩的郭氏，原籍山西太原府，明万历年间迁入，已历17世。随着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主流，市境内亦有从陕西、河南、宁夏等省及甘肃各府、州县二次迁入实边的移民，他们在白银大地上垦荒务农，为促进白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作者：降鸿圣　白银市委党校文史法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