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地震记忆。

王忠祥

　　范晓光（1945.07—），王平上将之子（母亲范景新）；夫人吴晓鸣，湖北阳新三溪口镇大湖地村人。1964年8月参加工作。华东工程学院火箭弹专业毕业。总参谋部动员部副部长、部长，2003年12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范晓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在唐家山堰塞湖排险过程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亲自点将范晓光等三位“老兵”“坐镇”唐家山，一线指挥部队排危抢险。在排危抢险的最危难时刻，范晓光的承诺：“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堤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给了无数人信心和感动。
　　2008年6月19日，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心系汶川”征文栏目收到一封特殊的投稿。范晓光将军的老伴吴晓鸣同志，这位退休的老公安，将自己在汶川大地震以来心系灾区、作为妻子担忧和牵挂身在一线的丈夫安危的情感，凝结成一篇文章《范晓光同志，为您喝彩》，投至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心系汶川”征文栏目。
　　来源：上海新闻晨报
　　
　　“伟大的透明”，“中国原来是这样的！”向来苛刻的外国媒体，给予那段历史的众多评价里不乏溢美之辞。而在今天的范晓光中将看来，三次意外的“总理点将”，让他从另一种侧面，对这些变化得以近距离观察。
　　恩格斯的话在一个半世纪后再次得到印证：“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今天，我们不妨通过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回忆，去品味一个执政者，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国家徐徐前进的点滴。

　　总理让人心疼
　　对于一年前的那段日子，作为将军妻子的吴晓鸣有着这样一段叙述：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对大地震以来一个陌生的人物——温总理三赴灾区时，经常不离左右的那个身材硕长、头发花白的中将，发生了兴趣，有网友说，那个中将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民；有的说是刘少奇的儿子；还有的说，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王平；又有人反驳，那为什么姓范？……猜疑，求证，争执，让这个一贯低调行事的老同志竟成了网上热议的人物。
　　而对于范晓光，他首先是一位共和国将军。
　　2008年5月12日的温家宝总理，在范晓光中将和李八庙小学二年级一班的娃娃们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
　　“专机在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停稳，一步一步，他走下悬梯，面色凝重，没有什么寒暄，‘晓光，你跟我走，你对军队熟悉，对灾区也熟悉。’总理说，‘现在我们就去震区！’”这是范晓光的回忆。
　　另一番情景，则以这样的方式定格：温爷爷站在教室后面，我们大声朗诵着课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静静的听着，面带微笑，回家前，温爷爷告诉我们，要“爱南阳，爱妈妈，爱国家”，他把这个期望留在黑板上，那字很漂亮。
　　新华通讯社将这一天进行了记录——12日下午，刚刚从河南考察农业和粮食生产储备情况抵京的温家宝，得知四川强震的消息，第一时间折返机场奔赴灾区。
　　“一切就是突如其来。”范晓光说。
　　除了剧烈的震动，让这位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来不及多想的，还有一道来自北京的急电：总理马上就到灾区。
　　“司令、政委两位主官外出公干，我们三个副司令就地分工！”不久之后，两辆“成”字头军车开离大院，一辆向着汶川方向，一辆直奔太平寺机场。
　　“我的任务原本是接机。”对于总理直接“点将”，范晓光说当时有些意外。“总理坐不住啊。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两条命令，一是确保总理安全，二是担负起这个‘流动前指’与后方指挥部的联络员。”
　　一心要赶往汶川的温家宝在都江堰受阻了。“不能再向前走了。”范晓光力劝总理，他从同样被阻停在都江堰的另一位副司令员处得到信息。“我们前指的第一个会议，就在都江堰公安局办公楼前开了，总理说。”12日晚20时，楼房的墙壁，裂缝斑驳。
　　结束会议的温家宝，又连夜视察了医院、聚源中学。在聚源中学，看到广场上摆放的老师和孩子们的遗体，总理饱含泪水，说：“我给遗体三鞠躬。”将军回忆说，回来后，总理整个晚上都没怎么睡，就在临时搭建的雨棚里开会。余震不断，屋里不安全，外面下着雨。
　　范晓光第一次见到总理感情爆发，是在次日的上午。
　　被掩埋的新建小学废墟上，他一手拿着书包，一手拿着不知下落的孩子丢掉的球鞋，踉跄奔走，他用嘶哑的声音，哽咽着向废墟中的孩子喊话：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一位在现场的记者通过QQ发出即时报道称：“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被掩埋的新建小学废墟上，他一手拿着书包，一手拿着不知下落的孩子丢掉的球鞋，踉跄奔走，他用嘶哑的声音，哽咽着向废墟中的孩子喊话：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一位在现场的记者通过QQ发出即时报道称：“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不忍再让总理流泪。”一个月内3次陪同温家宝深入灾区的范晓光将军，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车还进不了青川鱼鼓镇，总理是走进去的。他到的地方有一个乡里的中学塌了，孩子们的遗体摆在操场上。总理和操场之间刚好有个坡，大家就自觉地站在坡上，有的还围上来和总理握手，大家想把孩子们的遗体挡在身后，不想让总理看见，不再让总理流泪。”
　　然而，一个操场容易遮挡，温家宝总理要去汶川视察灾情的决心却无法被阻挡。“车不通，就用腿，如果走也走不通，总理说，那么我们就飞进去。”将军回忆说。
　　“那天在下雨，军委郭伯雄副主席在电话里听说总理要坐直升机进去，就给我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我们有的直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使用不是很频繁，因此，我们有一个规定，大军区以上领导，不允许坐直升机；第二，这个天气不适宜飞行；第三，请总理放心，我们已经派部队，向汶川开拔，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最早时间到达汶川展开救援工作。”
　　范晓光将军随即询问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说，第一条你不要讲了，万一总理硬要坐呢，你们的规定不是就给破掉了么。这限制不了总理。你就说现在气候不行，可能效果好一点。可是等天气好了，总理一定要去，你还得让他去啊。”
　 “我当时就派军区陆航团的团长先向汶川试飞查看。”范晓光告诉记者，两次都找不到降落的地方，最后目测到一个小院，可以降落的。
　　“你知道，那边都是高山，地震导致山体滑坡，高压电网从山的两边往当中围倒下来。直升机要降落，必须要从高压线网里穿进去，非常危险。可是，总理说他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的，坚持要上。我们非常担心，坚决不让总理去。”将军说，而且黑鹰直升机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引进的，现在发动机已经严重老化，所以大家都特别担心总理的安全。
　　但真正让温家宝暂时放弃飞往汶川县城的，是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
　　13日午夜，后方指挥部向总理汇报，有一个从汶川山区爬了一天逃出来的人说，县城70％的房子都震塌了。总理觉得奇怪，说：“我得到的消息，是70％的房子没塌。”总理马上问范晓光，“你们的勘查部队什么时候能进去？” 范晓光向勘查部队确认后，得到的消息是部队离汶川只有30多公里了，马上就要到了，但行进到映秀时一看，80％的房子垮了，大部分官兵只能就地展开救援。
　　于是，第二天，温家宝就飞抵汶川县映秀镇，尽管，“天气不好”依旧是将军们阻止的理由。“后来到了漩口，天气条件真的变恶劣了。大家都说，不能让总理再往里去了，可谁也不敢上去和他说。这时，我就喊了一嗓子，‘时间到了，大家回去啦’，结果总理就跟着我们回去了。”说到这，范晓光将军笑得很开心。
　　“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对彭州抢险的军队大声说：‘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摔掉了电话。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没听到过这句话，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指挥部里陪着他。而且，总理的性格不是这样的。”说这话时，将军满脸严肃、郑重。
　　从5月12日到16日，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深入灾区，步履涉及了北川、青川、汶川、绵阳等几乎所有重灾区，在返京前的机场，他紧缩眉宇，双拳合抱，高举过头顶，这一幕在各国记者的影像中定格、凝固。
　　很少有人问，地震后的温家宝总理睡了几个小时？范晓光将军回忆说，总理经常是在车上打个瞌睡，然后立即投入工作，5天时间里真正的睡眠没有超过20个小时。“那段日子里的总理，真的让人心疼。”
　　温家宝总理首赴灾区的5日，让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出感慨：“这样的总理是学不来的！”

　　伟大的透明
　　这是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
　　台上，没有发布台，没有红毯和鲜花，甚至连麦克风都只能以扩音喇叭替代。
　　台下，站立着满身尘土的境内外记者，没有座次，没有胸牌，他们高擎着手臂。
　　2008年5月24日，第二次赴灾区后的第3天，正在映秀镇组织救灾工作的温家宝与专程前来走访慰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废墟上相遇。
　　作为第二次在震区陪同总理视察的范晓光将军，这样形容这场瓦砾上的新闻发布会：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确压力不小，但对于一个政府，则意味深长。
　　从直升机上下来，走到总理身边的潘基文环顾四周，看到昔日景色宜人的映秀镇在强震的肆虐下房倒屋塌，面色沉重。
　　温家宝告诉潘基文：“你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此次大地震的震中，我们的相遇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
　　在简短的会晤后，两位政治领袖决定，就地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脚下的余震随时还随时可能发生。”范晓光回忆，“现场好像是确认了35家中外媒体，但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往里面挤。总理很温和，但我的一项工作是保卫总理安全，面对当时的场面，压力还是不小的。”面对迎面而来的扬沙，两位领导人镇定自若，耐心地回答中外记者的一个又一个提问。
　　在范晓光将军的记忆里，这并非温家宝在震区与境外人士的首次交流。还是第一次进灾区从北川回来的山路上，总理看到窗外迎面有个外国人，马上就说：“停车。”车已开过了，总理下车跑回去，一问是个美国人，参加了四川的红十字会，准备到北川去抢救伤员，总理对他表示感谢，还让他一路注意安全。
　　“30多年前，我妹妹王晓旭曾参与了唐山大地震的医疗队，那时她还是医学院的学生。那时无论物质条件，还是其他，真的不能和现在相比。记得那时有一批灾民从唐山被送到汉中，火车是铁罐头一样的，走了3天，许多人因此生了褥疮。而当时汉中也发生了地震，结果灾民一到那边又是露宿。去年真的不一样了。我是很感慨的，如果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上去了，后果真的很难想象。”将军说，改革开放、政治开明，这些，都让自己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思考良久。
　　一如一个政府在震后的瓦砾上向世界宣布的承诺——“这次救灾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以人为本和开放的方针，因为地震灾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害，而且是全人类的灾害。面对这样大的震情，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记者前来采访，相信大家会用你们的良知、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改革开放的胸怀，正是中国的力量。

　　以人本之治
　　“总理对老百姓真的很有感情。”采访中，范晓光将军不止一次这样对记者说。
　　他回忆，温家宝总理第二次到震区，此时已经过了最佳救援时间，主要考虑的是灾区群众安置问题。“民政部长汇报说，相关款项早已在年初的雪灾中就发放完了，安置受灾群众的资金严重不足。总理听后立即说，‘我不是还有300亿总理基金嘛，全部拿出来’。”将军认为，汶川大地震后政府以最快速度妥善安置灾民，每人每天发放10元钱、一斤粮，保障生活，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根本尊重。
　　“总理在第三次赴川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来解决压在100多万人民群众头顶上的悬湖。”范晓光将军说，“但这一次，让很多人没有想到，总理否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其实，早在温家宝二次赴川时，这个距离北川县城6公里的地方就已经成为他的心病。5月22日晚上，温家宝在列车上召开总指挥部会议，专题研究处理堰塞湖的问题，决定成立唐家山堰塞湖应急疏通工程前线指挥部。5月24日，温家宝再次向中外记者强调，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次生灾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堰塞湖。
　　6月5日下午4点，在绵阳机场一下飞机，温家宝立即让范晓光陪同，乘直升机前往唐家山，到现场一探究竟。
　　约30分钟后，直升机降落在堰塞坝顶。坝上崎岖不平，坡陡路滑。温家宝来到导流明渠的入水口察看，并仔细向一旁的水利部部长陈雷等人询问有：“今天水位涨了多少？明天有雨吗？”
　　“水老不下来，又没有下雨。总理回来后对大家说，‘实地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复杂，你们要在6月底之前解决这个问题，’”范晓光回忆。
　　“第二天，总理前往下游慰问老百姓。当时光绵阳就有15万人搬到高地上。时任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汇报说，每人每天10元钱、1斤粮，财政承受的压力太大。而且是大热天，帐篷里有40多度，已经有3个老人因心脏病等死亡，老百姓的情绪不稳定，很多老百姓想跑了，快控制不住局面了。‘我们家还有猪要喂’、‘地里菜还没收’，已被转移到高地安置点多天的人有的开始偷偷回家。一方面是零伤亡的责任承诺，一方面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困难，如何权衡？这时总理说出了一句让大家都很意外的话——我昨天说月底之前解决，现在看来是太宽松了，拖不到那么长时间了！”
　　当天，温家宝再次乘坐直升机来到唐家山堰塞湖的坝顶。范晓光回忆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跟我说，‘晓光，我想向总理主动请战，我们一起留下来吧’。经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批准，由葛振峰上将、我和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息中朝中将一起，留在坝上指挥抢险。”
　　“临走前，总理握着我的手——‘晓光，就拜托你们了’。”
　　直升机轰鸣着缓缓上升，在粼粼的湖面上空，“它没有立刻离去，而是盘旋，再盘旋着。”将军说。

　　侠骨柔情，将军回首灾区二三事
　　2008年5月19日，美联社记者在四川耿达报道：“一名孕妇被压在6米高的瓦砾中，获救后，被一位到此视察的军方高官用直升机送出灾区……”
　　报道中提到的“军方高官”，就是范晓光中将。
　　然而对这段往事，他本人已经记忆模糊。2009年5月5日，在接受新闻晨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想不起来。这事太小。每次进灾区，有伤员带出伤员、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太正常了。”而令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曾经“干着最苦最累的活”的民兵，是“个别军人作秀”带给他难以平息的怒火，还有对抗震救灾期间数度失去联系的家人的内疚……
　　
　　“你们一定要多写写民兵”
　　“大地震发生后，最早就地展开救援工作的，是当时还活着的民兵。”范晓光将军动情地说，民兵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双手对废墟下能够看得见的人展开救援，这在当时起到了稳定人心作用。“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没有表彰什么的，但他们做到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写写民兵。”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中央军委当天作出决定，从外军区调动3万人，第二天追加调动3万人。之后成都军区驻扎昆明的2万多人也赶来，加上3万多武警官兵，构成了抗震救灾的正规军兵力。
　　地震当天，正规军兵力不足，当晚，范晓光将军批准下达命令：四川辖区内5万民兵，包括预备役，集中起来到灾区去！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地区、大规模的民兵集结调动。比如在什邡参与抗震救灾的民兵，就来自西昌。至今，包括灾区老百姓在内，外界一直把这些外地来的民兵当成了正规军队，因为“他们干的活一点都不少，工作强度一点都不小”。
　　“汶川草坡乡，老百姓断粮了。因为当地种经济作物，粮食都靠调拨。震后交通断了，老百姓就买不到粮，连一个开饭馆的老太太家都没存粮。就靠组织100个民兵，每人每天背30斤大米送进去。现在，你能明白民兵的作用了吧？”
　　“去年6月1日，发生抗震救灾期间唯一一起直升机失事。10日，失事直升机被找到。这些你们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是，定位、找到失事地点后，是民兵翻山越岭进去把机组成员遗骸背回来的。他们是来自黑水的藏族民兵。那不是一座山，而是要翻过两道大山崖，再进入失事地点。你们几个都到过灾区采访，一定知道四川的大山崖是多么险峻的，根本没有路，是民兵依靠绳索一段一段爬进去的！”将军有点激动。
　　一年来，将军的心里一直有个遗憾：这数万无名英雄，不该永远无名，他们也是老百姓，他们实践了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应该被大家知道，被历史铭记。
　　
　　将军一怒为“作秀”
　　一头白发的范晓光中将，多年来一直被军中将士形容为“温文尔雅”。然而，在去年抗震救灾期间，他曾经多次“冲冠一怒”，因为个别军人的添乱、作秀。采访中，将军不止一次地说：“尽管是个别现象，但军人的荣耀不容玷污！”
　　出身于军人世家的范将军，继承了父亲开国上将王平的刚正、血性。这传承，不仅仅来自他的父亲，还来自湖北阳新那片热血大地。将军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多次深情地说，‘我仅仅是一名幸存者，那些牺牲的无数先烈，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阳新，仅仅大革命时期就牺牲了20多万人！”阳新被后人称作“烈士县”，而这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深深沉淀在父子两代将军的血脉里。
　　2008年5月24日，映秀，温家宝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地震后的废墟上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一共有35家各国新闻媒体参与采访报道。可是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场面就这么乱，不断有人试图冲过战士们手挽手构成的警戒线？原来，其中不少人竟然是干部，所以负责警戒的小战士们不敢对他们怎么样。我看这样不行了，我是负责安全的，必须采取措施。我就跑过去，揪住其中一个宣传干部，大喝一声‘你是哪里的！’，对方吓得立刻跑了——他看到我肩上的将星了，不敢违抗命令。我个子高，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揪了出去。”说到这里，将军笑了起来。
　　“事后，有人背后说我是当着总理的面打人。其实我没打。但要是当时他们还想继续添乱，我真的会打人。”将军再次笑了起来。接着，他“坦白”了一次自己真动手的事情——5月19日，还是在映秀，直升机不断运来抗震救灾的人员、物资。到现场视察的范晓光将军突然感到纳闷：天上他亲自调来抢救伤员的直升机盘旋着下不来，停机坪上的那架直升机迟迟不肯离开，物资卸下来又搬回去，如此反复多次。怎么回事？原来，停着的直升机正在拍摄自己“抗震救灾”的录像。将军勃然大怒，冲上去一把揪住那个摄像的打了几拳，同时怒喝一声：“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作秀！”跟着一脚：“快滚！”
　　“尽管在13万抗震救灾的人民军队中，那仅仅是个别军人的私自行为，但我们必须坚决制止。我们不能忘记什么叫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绝不允许自毁长城！”将军一脸凝重的对记者说。

　　“外国记者我都帮，同胞就更要帮”
　　“将军，你真的记不得帮助过一个孕妇了？”采访中，记者旧话重提。
　　“我再想想。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让人把一个孕妇带出灾区。汶川那一片是我的责任区，到过的地方多，现在真想不起具体时间地点了。那个孕妇我也没问名字，不知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只记得孕妇的丈夫好像是名警察。不过，这事太正常了，我连外国记者都帮助过，更不要说是对自己的同胞了。”将军回忆良久，终于确认有过这么一件事。
　　“你帮过外国记者？能讲讲是怎么回事吗？”
　　“去年5月19日，我从映秀回都江堰。路上看到一个外国摄影记者、一个翻译、一个向导，3人要步行出映秀去青城山，问我能不能搭个车。我车上只有秘书，就让他们上来了。中途我要去一个基地看看，就把他们放下了。看完以后开车没多久，又看见他们还在走，我就说‘上车吧’。他们下车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外国人是美联社记者。”
　　“将军，你就不怕这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这有什么好怕的。之前陪同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去灾区视察，总理看见路上走着几个外国志愿者和记者，还主动要求停车，下去和他们聊聊呢。总理带了开明的头！”范晓光将军笑着回答。

　　“总理不戴口罩，我们只好摘了”
　　范晓光中将此次来上海，是进行体检，并检查一下膝伤。他一再强调，自己的伤病与亲临一线指挥抗震救灾无关。
　　将军的夫人吴晓鸣坐在旁边，这时忍不住数落说：“我在电视里看到你进灾区不戴口罩，一方面高兴能看到你，另一方面却很担心你。你去灾区回来之后就身体过敏，后来好了，再进灾区又过敏。这跟进灾区还是有关系呀！”
　　将军挥挥手，说：“过敏这东西很难说是什么原因的，我看和进灾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开始我是戴口罩的，我让总理戴，他不肯。那我们只好都摘了。”
　　老公安吴晓鸣又数落说：“那你要是在唐家山上注意一点，膝盖总不会出问题吧。”
　　将军沉默了一下，解释说：“那个唐家山，你看它不高，上下陡坡也得百十米，每天都要上下爬好多次。下去就是泄洪槽，我们每天都要下去处理水情。我60多岁的人了，但身体一直都是很好的，这次却一不小心让膝盖积水了。”
　　说完这话，将军马上笑着安慰老伴，“放心吧，基本上没事了。”

　　“那个电话没打，我真后悔”
　　“将军，你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位90岁老母亲的儿子，却在地震之后数次‘失踪’，你有没有感到内疚？”记者问。
　　事实上，将军的夫人吴晓鸣，去年6月19日曾写过一篇文章《范晓光同志，为你喝彩》。文中写道：“5月11日，我从成都回北京办事，不料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发生了。那一刻，我无法与范晓光联系而焦急万分，儿子无声的哭泣更让我心忧如焚……年近90高龄的婆婆范景新，这位七七事变后即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她深明大义，为了保证儿子范晓光全身心投入救灾抢险工作，约定全家人不要主动给他打电话。战争年代，婆婆和公公王平将军历经生离死别，她懂得一个前线指挥员的妻子做什么才是对丈夫最大最好的支持。……灾区的每条消息都牵动着全家人的心，每当大的余震和下大雨更是让我们寝食不安。……6月6日夜接到晓光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现在正在下大雨，泥石流在滚动，衣服全部浸透了泥和水……。谁都知道，堰塞湖自然堆积的坝体本来就不坚固，持续不断的余震和降雨使水位上涨，坝体垮塌、溃堤的危险随时都存在。晓光说：‘……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啰，哈哈！……’电话在玩笑声中结束。没有许多温情话语的回应，也许那些都显得多余。乐观和幽默什么时候都不少，我了解他。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这篇饱含深情的文章，传递出发生在这个军人世家里的真情实意——一方面是对远方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亲人的最质朴、最真实的牵挂，另一方面是这一家三代20多人，愿意，并且已经成为范晓光将军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
　　记者在复述吴晓鸣女士的文章，范晓光将军沉吟良久，说：“一进灾区我就想，地震发生后怎么忘了用军线电话给家人说一声，手机又没信号。后来一忙就忘了。忙好一段就又想，就又后悔……我儿子他们真的很担心。”
　　说起儿子王子虞，将军心情阴转晴，说：“后来他悄悄告诉我们，给灾区捐了10万元，我们很高兴，儿子有出息！”

　　台前幕后，坐镇唐家山堰塞湖
　　从成都往九寨沟271公里处，激越的岷江会变成静静的、绿绿的一个海子。谁能想，在这美丽的湖面下，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羌寨古城。
　　1933年8月25日下午3点50分，同为阿坝州的叠溪古城在7.5级强震下，倾刻覆灭，原本在峡谷中奔腾的岷江，也被山体拦腰截断，水滞为湖。震后第45天，湖坝突然决口，倾泻的湖水一路席卷到都江堰，致使2万多人丧生。
　　大半个世纪后，悬于2000米高度的一个新海子，唐家山堰塞湖，会不会让共和国的将军们，读出大禹眼里无奈的忧伤？
　　“不能让叠溪古城的悲剧重演！”彼时，一身戎装的范晓光中将说。

　　一个承诺
　 “5·12”地震发生两天后，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科研人员在处理航拍数据时就发现了唐家山堰塞湖。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山体被大地震削去了一半，短短2分钟便将身下奔腾的通口河堵塞得结结实实。
　　6月初，堰塞湖蓄水已达3亿立方米。范晓光将军给记者算了个数字，“当时坝如果崩掉的话，大概是每秒2万多立方流量的水下去，是下游绵阳河道能承受的一倍多！”
　　此前10天，由数千名武警组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抢险队，冒着余震和滑坡，昼夜施工，至5月31日，挖掘出一条长475米，上方宽约50米的泄流槽。6月1日，抢险队从坝顶撤离。当时的预计是，3天左右，湖水将自然泄洪。然而，因气候等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总理5日第三次来川，原本是来看泄洪的。”范将军说，“他两次到坝顶，都只看到涓涓的细流，下游老百姓的情绪日渐不稳，我怎能再陪在他身边。”
　　6日下午，随着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息中朝中将“拍马杀到”，一个小小的坝顶，顿时聚集起3位共和国的高级将领。
　　“最初坝上也没多少人，我手头有几个兵，为了搜集情况便于指挥，我们脚一深一浅地到处转，碰到高地时我说，咱们用绳子爬上去。”将军爽朗地笑着，“估计当时我那头白发把小伙子们吓了一跳，可我一米八几的身板可比小年轻输不了多少。”
　　当天傍晚，天空开始下雨，雨点骤大，水位也在上涨，到7日零点，已达740米高度泄流槽。
　　“泥石流在滚动，衣服全部浸透了泥和水……”黑夜的海子在狂风骤雨中褪却了宁静，溃堤的危险随时都存在。
　　第一夜，将军们没有睡觉。没地方睡，连帐篷也没有支起来。他们席地而坐，以酒御寒，与水利部专家们一起，确定快速而科学的泄流方案。
　　“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加大流速。”水流得越快、越畅，下游百万群众的风险就越小。
　　将军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爆破、施工并举，在增大现有导流渠的同时，加紧新导流渠的开挖，”范晓光说，“虽然施工量大，但为了尽早解决头顶‘这盆水’，有必要采取‘双保险’。”
　　7日7点08分，泄流终于开启。
　　“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堤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那一刻，范晓光，一位共和国将军站在坝顶的承诺，传遍下游，给了无数人信心和感动。

　　一次发火
　　2立方米/ 秒、5立方米/ 秒、10立方米/ 秒……泄流的速度缓缓增大，但将军们还是嫌慢。
　　“几块小小的石头，不信我炸不平你！”8日上午，火箭弹专业出身的范晓光动真格了。82无后坐力炮、40火箭筒被紧急部署到位。对着不远处巨大的岩石，将军亲自指挥放炮：
　　“瞄准目标，预备——停！”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范晓光至今回忆起来，气血还直窜脑门：“那石头后面突然探出个脑袋瓜子，还拿出个‘小炮筒’。”
　　“把他给我拉过来！”几位校官把那人往将军面前一架，“是个记者，说来拍照的。我手下几个校官，正要摔他相机，我立马阻止住，但当时也真是够气的，没顾上他好像40多岁，我就狠狠在他后脑勺上拍了几下。打几下算得了什么，我不喊停他就没命啦！”
　　看到有那么多将军上去，向来嗅觉灵敏的记者自然是能有办法到达。后来，范晓光又遇到了某电视台女记者。
　　“怎么上来的！”此时，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已经进入关键时刻，更是四处潜伏随时能吞噬生命的危险，坐镇指挥抢险的将军们，严令抢险人员之外一律不得进入现场。
　　女记者支支吾吾不说，还反问：“您认识我吗？我是XX。”
　　“看不出来。”
　　“我是不是比电视上漂亮？”
　　“你比电视上丑多了！”
　　“当时真想发火，都什么时候了，那么多人生死攸关，却总有人跑来添乱！可见她是个女的，也只能憋了回去。”今天，这位率真的将军依旧并非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在他向记者回忆起这些事时，还是有那么点儿较真。
　　也许，将军有他的理儿：那真不是采访的时候，我们在坝上，记者多，也无序，到处走，要施工，又要打炮，还要炸。他们跟着直升机来了吧，那上面都拉了物资，结果送盒饭一来，战士们没吃到，被记者抢着吃了。“好几次，连我都没吃上盒饭。”说到这些，将军显得有些无奈。
　　“最后还有冒充水利专家上来的。我后来就想法子吓唬他们，说你们再上来我就给你们扔水里去。他们总算怕了，不敢来了。”将军哈哈大笑。

　　一份潇洒
　　速度就是战机，时间就是生命。
　　“6月10日，水流量一下子从原来的几百，很快就1千、2千，真逼七八千。”范晓光忆道。
　　三国时，魏大将邓艾率部攻蜀，到蜀地江油，不过700余里，策马20多天，称之为奇迹。邓艾将军如九泉有知，看到千年后他的同行动若风发，也会自叹弗如。
　　两岸轰鸣，飞流直下。葛振峰、范晓光和息中朝3位将军驻足坝顶，指点江河。
　　“山上有整栋房子都被冲击力卷走，”范晓光告诉我们，“但一切仍在掌控之中。”
　　就在此刻，有人发现坝上临时停机坪的两旁，突然裂出一道大口子，迅疾贯通了整个停机坪。
　　“当时大家都担心山顶整个会垮下去，那个场面可有点乱喽，有一些老百姓，还有部队战士。最初人群一下子懵了，有点像溃逃一样。”将军笑着说，地动山摇之下，正常人难免会有点紧张。
　　“我当时的念头就是转移炸药，有近3吨还没用掉啊，要是一块乱石飞砸过来，引爆了炸药，这洪可就真泄大了！”
　　想到这儿，人高马大的范将军一声吼——“让炸药先走！”稳住现场秩序，然后组织战士向直升机运炸药。“因为只能平铺，我们的直升机一次拉不了一吨。走了一架，再等7分钟。”
　　“人们都着急啊！”将军们一看不行，立即决定要求山下米格－26巨型直升机增援。当时大坝已经摇摇晃晃，大家都有些犹豫，怕巨型直升机停上去会直接压跨大坝。“我当场就拍板，立即调来巨型飞机！我认为，不能及时撤离带来的危险，远远大于直升机压跨大坝的可能性。”
　　“好家伙，一次能拉108人，4次就全拉走了。”将军兴奋地给记者比划着，“这东西刮起的风很厉害，帐篷全部被刮倒，我也被卷起的石头砸中过，脸上、身上立即就是一片紫。所以一看到它快飞过来时，战士们就喊，‘米－26来了！’唰，大家一起卧倒。”将军拉开衣领给记者看，肩膀那里还有飞石砸伤留下的印记。
　　四五百号人都拉走后，就剩3位将军，还有水利部副部长矫勇、总工刘宁等共11人，他们实践了承诺，等待着最后一架直升机。
　　“将军，你为什么坚持要最后一个走？”
　　“作为指挥官，这是本能反应。”将军淡然回答。
　　
　　一个心愿
　　“真到最后撤离时，也就不紧张了，因为经过前面的泄洪，水流已经慢了下来。我们在坝上走着，畅想以后要把这里变成一座公园。”
　　湖面上，一艘小快艇轻轻摇摆，与在泄洪中“遇难”的另一个同伴不同，它被唐家山堰塞湖幸运地留下。那是部队从民间动员来的，原本准备水面爆破时运炸药，结果没能用上，洪就泄掉了。
　　“今年，我准备回到那里一趟，找找看，我的小快艇还在不在。”将军笑眯眯地说。坚韧总是只有一种，希望则在期待之中。

　　四川抗震救灾时，在唐家山堰塞湖排险过程中，范晓光将军在一线指挥部队排危抢险，我有幸见过将军。
　　将军，您现在好吗？您现在在上海还是在成都？将军，祝您健康；将军，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