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著名工资专家：王榕。

嘉壹书斋

　　趟过荆棘的工资专家
　　——记王榕同志的革命历程
　　学运中  加入党组织
　　扮姐妹  开设联络站
　　1936年，王榕高中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秀，免考保送上安徽大学。由于家贫，无力供她上大学，另一方面，她向往着北平的学生运动。因此，她到南京去考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大学，被录取。但生活费还是要由学生负责，于是，她又考上安徽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贷金，每月60块大洋，但有个条件：必须每门功课成绩达到80分以上，一门达不到，则停止贷金。
　　北平学生要求“反对投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王榕一入校就积极投身到学运之中。
　　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北平各大学共同举行大规模集会，学生们与百般阻挠的反动军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王榕表现很突出。
　　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王榕等同学高兴得连夜举行座谈会，以示庆贺。而另一部分学生为蒋介石被抓而痛苦，他们组织游行，声讨张、杨。学校内两大阵营的斗争更趋激烈。反动分子在学校还组织了“打狗队”，专门抓进步同学。有7名同学被学校开除。白色恐怖开始笼罩学校。
　　为了保存力量，学生会的一些同学和学运中很突出的同学，转入地下了。这时王榕等三四个低年级的同学开始接替他们的工作。他们组织全校的进步同学，反对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要求国民党当局尽快放人；反对学校开除同学，要求恢复他们的学籍。他们发表宣言、申明，还到北平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把学生运动继续搞得轰轰烈烈。
　　中学时代就受进步教师和革命书籍影响的王榕，对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无限向往，立志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1936年底，经同学介绍，王榕在北师大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1937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榕在北平碰到了她在安徽第一女子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好友李桂英（后来叫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她俩都很高兴，李桂英告诉她地址，后来王榕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到她家去。
　　李桂英1935年就入了党。这时为了掩护党的机关工作，把母亲从安徽接来，租房住在一起。王榕每次去，都见有人在这里谈话。王榕观察，李桂英象是共产党，起码与共产党有联系。王榕就问她：“你又不上大学，到底干什么？你得告诉我。”李桂英叫她不要瞎说。王榕说：你说不说，我都要跟你走，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同意也这样，不同意也这样，反正我认准了，要走你那个道路。王榕迫切地要求加入党组织。
　　在这之前，王榕在安徽省第一女子中学有个叫汪家珍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到北平住在北师大学生公寓。她思想进步，也在积极寻找党的组织。
　　李桂英所在的党组织，对王榕在中学时代的表现是了解的：她任学生会主席，胆大泼辣，天不怕地不怕，多次组织进步学生运动，又对她在北师大期间的表现作了了解。
　　一天，李桂英对王榕和汪家珍说：等两天来我家来，有位姓罗的人找你们。这天王榕她们准时来到李桂英家，姓罗的人已经来了，他大经贸部二十七八岁，穿一件破大褂。罗同志说：“听李桂英说，你俩想参加共产党，但参加共产党很危险，弄不好要坐牢，甚至杀头。”王榕说：“我什么风险也不怕，也不怕坐牢，就是为革命杀头也情愿。”罗同志与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说：“好吧，你们写个申请。”
　　别看王榕是个很有文才的大学生，但入党申请怎样写，还真不知道，她找来一小块纸，写上自愿加入共产党，不怕牺牲，听党组织的话等几句话，交给罗同志。
　　1937年3月9日，罗同志通知王榕和汪家珍，她俩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并一起宣了誓。她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李桂英。入党后，她知道，这是共产党在北方铁路系统的组织，负责人是吴德，即罗同志。
　　当时的北平，日寇兵临城下，虎视眈眈。城内国民党和日伪特务横行，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榕和汪家珍按吴德的指示，以姐妹的名义在西四茶叶胡同，租了一处四合院的北房，有里外两间，作为铁路党委的联络点。王榕还继续上学，组织学生运动，只礼拜天才去联络点。
　　小家安顿好了后，过了几天，吴德领来一位中年人，约40上下，高个子，杵着双拐，非常瘦弱。吴德让她们叫他姑父，吴德则与他们表兄妹相称。
　　以后，每隔一星期或十天，“姑父”和“表哥”就得来一次，他们每次来，都到里间谈话，王榕和“妹妹”汪家珍在外间洗衣服、做饭。
　　“姑父”每次来，都坐黄包车到胡同口，自己撑着双拐进来。每次都见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汗珠，看得出，这一小段路，他要付出常人几倍的力气。
　　到了5月，有天“表哥”来了，“姑父”却没有来。“表哥”告诉他们，他可能犯病了。这时“表哥”才把“姑父”的真实姓名告诉她们：他叫黄殷鉴，是湖北黄冈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不久便遭国民党逮捕，坐了很长时间牢，在监狱中受尽了折磨，摔断了胯骨，在一所医院做了手术后，保外就医，这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斗志，拖着伤病的身体，继续在我党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战斗着。这几天，恐怕是手术伤口出了问题。“表哥”嘱咐她们到医院去看看他。
　　王榕和汪家珍在这家医院的一间大病房里找到了“姑父”，“姑父”见到她们，蜡黄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向病友们介绍：“她们是我的侄女。”
　　分别时，“姑父”说：“你们过几天再来，我有些东西让你们带回去。”
　　没有一星期，王榕和汪家珍又去看“姑父”，进了病房，他们呆住了，他的床空空的，只有些外文书堆放在床头。病友们叫她们到太平间找找。
　　到了太平间，两个小姑娘见“姑父”死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使她们忘记了一切，伏在他的遗体上放声痛器。
　　不几天，“表哥”来了，是来取“姑父”所提“东西”的。仅仅三个月，“姑父”对于王榕她们，已成了革命的象征。她们敬佩他对革命的执著追求，对伤痛的顽强斗志；敬佩他博学多才而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这一切，深刻铭记在王榕的心里，化作了她一生革命道路上不断进取的力量。
　　进皖西  遭匪洗劫
　　晓大义  化险为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8月，王榕随大批流亡学生南下到安庆。
　　到安庆后，一时还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受“民先”的指派，留在当地，与外地流亡到安庆的青年学生一起，做抗日救亡工作。王榕就到安徽大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有时到大街上或其他学校教唱。还组织同学们演戏。一时间，把安庆搞得热火朝天，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11月，日寇占领了南京外围的一些要点，南京眼看要失守，安庆也紧张起来了，各机关、学校、市民纷纷转移。眼看在安庆也难发挥作用了。于是，王榕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发起组织了一支“皖西流动工作队”，到山区、县农村去宣传鼓动抗战。
　　小分队由20多名男女学生组成，大多数是大学生。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四、五岁，最小的只十五、六岁。一个个都是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都是能歌善舞的活跃分子。
　　他们出安庆向北，经过高河埠、桐城、舒城，又折向西面向霍山行进。走一路、演一路、讲一路。主要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
　　不几天，进入了大别山区，在城里住惯了的这些洋学生，一进入山区，被大自然的精巧安排吸引住了：股股山泉，淙淙流淌，碧流清幽，声于琴筝。两侧山峦，如翡翠相叠，阵阵山风，送来醉人的松柏甘香。虽是初冬季节，迟开的野菊，一簇簇、金灿灿，对霜风不屑一顾，仍照常开放。
　　正当同学们如醉如疾地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时，突然从后面赶过来一个扛着扁担的农民，走到一个年龄大点的同学身边说：“后边有土匪，好象盯上你们。”说完，头也不回的快步走了。
　　土匪是什么样？同学们只有在书上见过。现在真的遇上了，大家虽然有些恐惧，但是也很感兴趣。初生牛犊不畏虎。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土匪怕什么，我倒要见识见识。”“土匪来了，我们给他宣传抗日。”
　　傍晚，到了毛坦厂这个小镇子，投宿在一个破旧的小学校里。
　　原来，同学们为了演出，借来和购买了一些道具，有长短枪支、各色服饰、大小包裹，哩哩啦啦，每人一小担。有的同学，平时也穿着戏装，他们的这付行头打扮，也确实象一群富家子弟，难怪土匪盯上他们了。
　　第二天黎明时，土匪一下子把他们包围住了。土匪真到眼前来了，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有的同学都吓呆了，尤其是女学生，怕被土匪抓走，大家急中生智：七八个女同学利用道具化装成男的，穿上男式衣服，每人头戴一顶大别山区流行的马虎帽，把帽子往下一筒，一直罩在脖子上，只有一双眼睛和嘴巴在外面。
　　天放亮时，土匪破门而入，把他们赶到了操场上，两人一对的反背捆上。随两个看守的土匪外，其余的土匪一窝蜂地涌进屋里抢东西，不时传来翻东西的乒乓声和土匪们互相哨骂声、呵拆声。
　　其实，他们除了每人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外，就是一些道具，别的一无所有。流动工作队一切都是自费的，没有人供给。在家带出一点钱，糊口还不够，经常饿肚子。
　　土匪们指望发个大财的美梦破灭了，于是恼羞成怒，扯下同学们的被里被面，裹上衣服及认为用得着的东西，打上花花绿绿的包袱，缠在腰间或斜挂在肩上，依然回到操场，准备处置他们。这时，一个土匪突然把一个女同学头上的马虎帽掀开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群土匪竟被这个同学的美貌惊得张嘴瞪眼，呆了半天。
　　自然，她们头上的马虎帽都被掀掉。为头的土匪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狂笑着一边说：“真行时！真行时呀！都是齐整的女子，带几个回去做压寨夫人吧！”
　　实际上她们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孩子，只有满腔的热忱和报国的忠心，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在这危急关头，真是束手无策，真出冷汗。
　　“要打、要杀随你的便，但我要说几句话。”王榕大声说。为头的土匪说：“你说吧。”王榕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有父母、有温暖的家，为什么要出来吃这份苦？为的是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当今，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逼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有一切善良的人、一切不愿亡国灭种的人，都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一致抗日。日寇快要占领安庆，前线在流血抗战，你们却躲在这山里，把枪对准自己人，还要抢人去做什么压寨夫人，民族心何在？良心何存？……”王榕提起头，大家都慷慨陈辞，一句句撞击着他们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良心。
　　土匪们张目结舌，有的还不住地点头。有几个土匪与为头的土匪耳语了一阵，那土匪头子说：“好吧，你们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那么给我们唱几支抗日的歌行吧？”王榕说可以。土匪们给他们松了绑。大家齐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风》等几支歌曲。土匪们听完后也很感动，没有再为难他们，一齐撤去。事后，当地的群众说，他们中大多数是穷苦人出身，都是被土劣和官府逼上梁山的。
　　土匪走后，他们进屋一看，每人只剩一床被絮。这晚，她们就裹着被絮，互相依偎着睡在稻草堆上，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背着被絮向六安进发。老天爷也来凑兴，洒下了靡靡细雨。雨具都被抢走了，被絮越背越重，后来干脆扔掉了，这下真成了“无产阶级”。他们脱下一件衣服披在头上，权当斗蓬，折下一根树枝，当作手杖，艰难地行在山道上。土匪洗劫，饥饿疲劳，不仅没有使他们消沉，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同学们的情绪还很高涨，不知哪位同学还吟起了陶渊明的诗句：“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巧改名  当上团长
　　闹抗日  开辟岳西
　　1938年初，国民党五路军在大别山区脚跟未稳，羽翼未丰，还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因此，在大别山区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比较好的。3月初，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省总民众动员委员会。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动委会主要部门的领导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如组织部长由共产党员周新民担任，总干事由中共安徽工委负责人张劲夫担任。
　　当时，鄂豫皖地区不少城市的学生，纷纷流亡，涌入六安。我党不失时机地招收这些学生，在北大营开办训练班，组织由延安、武汉来的干部和在省动委会工作的党员讲授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课程。每期训练三个月。
　　王榕等几个同学带领的“皖西流动工作队”的同学，大部分也进入了这个训练班。这时，王榕也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训练班结业后，上面决定成立39个直属省动委会的工作团。张劲夫派王榕当31工作团的团长。
　　那时，她的名字叫王伯渊。是小时候父亲给取的。
　　团长名单报上去后，王伯渊没有被通过。原来，省动委会的秘书长是广西军派来的一个熟悉情况的老反动分子，他说王伯渊是赤色分子，“在学校时即不安份，到外做盅惑宣传，领着学生制造动乱。她不仅不能当团长，连团员都不能当。”
　　张劲夫当面不好抵制，回来后他心生一计，与同志们商量说：“这个秘书长，是个官僚政客，对王伯渊他只知其名，不知其人，我们就利用这个空子，给王伯渊改个名字吧。”同志们一致点头称赞，于是议论开了，这个说叫王芸，那个说叫王仪……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但大家都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不知哪位勤快的同志，翻开了辞典，他说：“叫王榕吧，榕树的榕。榕树四季常青，枝繁叶茂，独立成荫，有花有果，象征革命欣欣向荣。”张劲夫一听说好。大家也拍手赞成。从此，王伯渊就改名叫王榕了。
　　张劲夫又报送了“31工作团团长改由王榕担任”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但是每个团长还要经过谈话面试，才作最后通过。
　　当时王榕还是穿着在北大营训练的布灰裤褂，一身朴素的打扮。张劲夫怕这个样子，引起怀疑，另生枝节，于是参照从武汉来的一批洋学生的打扮，找来几件衣服，给她装扮了一番：上穿海蓝色大褂，外套一件银杏色细羊毛衫，围一条素花格围巾，下穿铁色卡基布裤，脚穿帆布球鞋。那时有一双球鞋是最时髦的。这一身装束，使这个本来是大学生的人，洋气、书生气十足了。
　　谈话时，那位秘书长是主考官之一。因为有了思想准备，他的提问，她回答得不左不右，因而很顺利地过了关。可笑那位秘书长先生，就这样，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啦！
　　王榕是39个工作团唯一的女团长。31工作团共20人，团员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5月中旬，工作团几经周折，到达岳西。按照张劲夫的部署和要求，在那里他们一方面开展宣传，动员群众抗日，一方面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当时岳西县政府的衙门前，看不到一张抗战标语，听不到一句有关抗战的话。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僚们，还在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县动委会刚刚成立，王榕带领31工作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宣传活动。团员们分头到街上刷写标语，在田边地头讲抗战形势，到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晚上演《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抗战戏剧。很快打开了局面。许多农妇农夫，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演出，看王榕这个女团长。他们把工作团的团长当成部队带兵的团长，还以为这个黄毛丫头，带着几千几百兵呢！
　　由于31工作团突出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特别是频繁接触老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引起了驻岳西的川军杨森部的注意。有一次，王榕带领同志们在藤云庙演戏，川军派了几十个便衣混进来，准备砸台捣乱。当地群众得到消息后，自动组织了百余人前来保卫，分坐在台前和四周，监视川军的行动。工作团也有了准备，这天演的全是抗日的戏，没有宣传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川军抓不住把柄，又有人保护，始终没有敢动手。
　　但是，狡猾的川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告状，说王榕宣传赤化、破坏统一战线。蒋介石立即批文回复，要处治王榕，幸好批文转到省动委会组织部长周新民手里，他给压下来了。
　　在这前后，由于军阀互相倾轧，杨森部被挤走了。广西军随即进入岳西，他们标榜抗战到底，拥护统一战线，要为民除害。31工作团利用他们的口号，惩办了全国最大的恶霸地主蒋柱峰；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同时，还秘密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上级指定王榕任岳西县特支书记，后任县委书记。全县的抗战形势进一步高涨起来。
　　1939年5月初，广西军顽固派自认为在大别山扎下了根，开始阴谋对共产党下毒手了。他们下令把所有的工作团调到立煌县集训，准备一网打尽。边区党委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及时指示，共产党员和干部陆续撤出。六月底，王榕完成了工作团的使命，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最后一批离开了岳西。
　　识圈套  乱人扑空
　　平叛乱  首恶皆除
　　1939年上年至1940年上年，王榕先后在安徽省动委会妇女组工作，担任淮南路东和路西区委书记、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建立政权，发展武装，组织征粮、征税。
　　1940年6月，王榕调到来安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到任不久，就碰上该县屯仓区的反革命暴动。
　　在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各类抗日武装纷纷建立。其中，有我党直接负责组建的，有由当地知名人士召集的，还有收编的地方武装。由于当时我们的力量不足，还来不及深入细致的甄别、整训，一些阶级敌人和不纯分子，乘机混入我区乡武装之中，他们有的是日伪汉奸、有的是国民党顽固派，这些人相互钗结，沆瀣一气，图谋颠覆我新建立的区乡政权。因此，经常发生一些小股地方武装叛变。
　　当时，由于信息不畅通，县委对于屯仓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估计不足，以为是一般的地方武装叛变。因此，派王榕和军事科长杜李带县警卫排去处理善后。
　　一大早，王榕骑着马，带头小分队出发了，在路上还收留了我军的三个卫生员，其中两个是女孩子。合起来，他们共有20余人。
　　天快黑时，在离屯仓镇还有十里路的样子，区委书记陶静带着十几个人与他们见面了，他当即作了详细汇报：当地的大地主余宗海、余宗邦两兄弟掌握的武装与伪顽相勾结，与马坝等地区的叛变分子相呼应，掀起了一场反革命暴动。他们把区委副书记和几名干部抓走了，一名女干部被轮奸后杀害了。这股反动武装共有百余人枪，现在正在到处抓共产党员和干部。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反革命暴乱。怎么办呢？他们只有20多人的小分队，硬拼是不行的。经过一场紧急磋商后确定，只有灵活机动的消灭他们，瓦解他们。
　　谈完情况，快半夜了。陶静说镇里很乱，让他们就近到地形较好的夏家围子宿营。这个围子有几十户人家，围墙很高很厚，都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他们走了一天，又饿又困，房东给他们煮了些玉米糊糊，每人喝了两碗。杜科长派了岗哨。安顿就绪，鸡也叫头遍了，正准备休息，突然，围子外面枪声大作。王榕赶忙和杜科长到垛口上观察，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搞不清谁和谁打。她也无法做出决断，只是布置各要点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听到围子外面枪声稀一阵紧一阵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逐渐恢复了寂静。
　　东方已显出了鱼肚白。王榕上围子一看，离围子不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具尸体。这夏家围子筑在一个由山梁伸展成的小平坝上。三面环山，山虽不高，但较陡峭。山上没有什么树木，只有一些低矮的小灌木和杂草。小平坝的南侧有条小河伸向东边的川口。
　　她正观察间，见南面山上走下来一个人。还隐隐约约的看见山头上有些人在蠕动着。这个人越走越近，快到围子跟前时，他边走边喊：“我是给牛区长送信的。”她让送信人进了围子，这人40多岁，看上去象个老成的人。他掏出牛区长的信，信的大意说：经昨夜战斗，叛变分子都被抓住了，现在都关押在山上的土围子里，请你们上山研究处理。信后还盖有牛致远区长的图章。王榕和杜科长都没有见过牛区长写的字，无法判定信是不是牛区长写的。但是，她想这样的事为什么牛区长不自己来呢？还有，昨晚与区委书记陶静商量好了，今天去镇上商量工作，怎么变了卦，而信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她脑子里做了一场紧张的分析，判断这其中可能有诈，上山去会凶多吉少。
　　于是，王榕对送信的人说：“你告诉牛区长，派人看好叛变分子，请他今天上午到镇上开会。”送信人正张嘴要说点什么，她挥挥手：“你回去吧，就这样定了。”
　　送信人一出围门，王榕命令尽快撤出这围子。杜科长紧急集合小分队，不到几分钟，他们撤出了围子。躲在周围山上的敌人看他们不是上山，而是下河川时，就一齐开火，子弹象雨点似的射下来。他们迅速地顺河川向东突围，一边观察川口的地形，盘算着敌人占领了川口两侧山头，应该采取的措施。跑近了，见山上并没有敌人，他们都安全地突出了包围。
　　这真是一帮乌合之众！若在川口放上几个人，那样，他们面临的将是另一个局面。王榕在心里蔑视着匪徒。后面的敌人黑压压的一大群，呼啸着紧追不舍。他们迅速转移，轻装前进，王榕的马也丢了，同志们的被子也丢了，每人只留下枪支弹药。这样跑了个把小时，见前面有座小孤山，王榕高喊：“同志们快上山，上去就是胜利。”刚爬到山腰，敌人已赶到山脚下。他们居高临下，占领了有利地形，心里踏实了。知人仗着人多势众，正要往上冲，她组织反击，几个敌人应声倒地。敌人仓惶后退，但并没有撤走，只是远远的围着山头窥测。
　　接近山顶处，有一座小庙。王榕进庙一看，见一个和尚正熬着一锅苞米粥。这真是雪中送炭，她对和尚说：“给你两块大洋，买下这锅粥。”和尚说什么也不要钱，执意要把粥送给他们吃，只好领了他的这份情。她请和尚送个信给新四军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告诉他们被围的情况，和尚欣然同意。他还说：“这地方不能久留，你们喝完粥，从这后面的小山梁出去，安全些。”
　　他们每人喝了一小碗苞米粥，觉得身上有点劲了。按和尚指的方向，刚下到山梁上，碰上陶静带着队伍来了。在危难之中，战友相适，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天一夜的劳顿，一上午战斗的疲乏，顿时烟消云散了。他们合兵一处，力量大了，很快击退了敌人。
　　陶静告诉王榕，昨夜怕她不安全，带着队伍去看望，走到离围子不远处，与来偷袭的叛乱分子遭遇。尸首是匪徒们丢下了，她问到牛区长写信的事，陶静连说了几个“真险”，原来，昨夜牛区长被骗进了叛乱分子的围子，敌人搜出了他的图章，又来设圈套骗他们。
　　这个事件传到县委驻地后，王榕的好友，赖传珠同志的爱人孙一湘和另外几个同志说：“王榕这回完了”！她们以为王榕牺牲了，都哭成泪人似的。
　　回到机关后，县委正式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报告，请求派部队清剿。后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五支队派部队围歼，经三天三夜的战斗，这股匪徒被彻底歼灭。
　　清剿一开始，县委又派王榕带一些同志随军行动，做善后工作。在部队的支持下，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全部没收了余家两兄弟和另外几个参加暴乱的大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分给贫雇农。重新建立了区乡政权机构和武装。整顿了党组织，清洗了不坚定分子。首恶余宗海被枪毙那天，群众鸣放鞭炮，自动集会庆祝。抗日的群众运动，得到真正深入的发展。
　　整风中  无辜受曲
　　得纠正  喜上征途
　　1943年3月，日寇开始对华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清乡”、“政治清乡”。至9月，我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
　　这时王榕任（京沪）路东地区妇女抗敌协会理事长，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做军鞋，搞慰劳，坚壁清野，同时也解决一些妇女纠纷，维护妇女权益。到反扫荡后期，王榕在一个区当区委书记。
　　反扫荡胜利后，于10月间开始了整风运动。路东区党委把干部集中到淮南党校学习。这次整风起源于延安，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通过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清算，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开好七大作了思想准备工作。
　　整风之初，发给每个同志一大本子文件，他们一个个都赤胆忠心，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在思想上、工作上哪怕有一点点不符合文件精神的，也自觉站在很高的角度上检讨认识一番。这次学习，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使每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得到一个飞跃。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由于康生成了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掌握着整风运动中的一些大权。他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讯”，大搞肃特扩大化。其实，这是国民党搞的反间计，国民党通过电台传出，他们派了多少人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去了，康生居然相信了。
　　年底，“抢救失足者运动”在路东地区开展起来。路东地区党委书记在党校公开讲，我们根据地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都有问题。当时根据地的高中生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王榕是北师大的学生，更算是知识分子了，于是成了清查、挨整的对象。
　　王榕的历史，在大别山时期张劲夫是了解的，他是王榕的直接领导。鄂豫皖党委的功绩之一，就是吸引、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把流亡到大别山区的不愿当亡国奴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改造他们、锻炼他们。1939年撤通后，他们绝大多数成了建设皖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骨干。这些地区的县委、区委中只有极少数是从延安来的，其他都是大别山区培养出来的。这样一批人被怀疑，整个大别山区的党委也被怀疑，张劲夫自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整人要有由头，他们抓王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抓的。她出身贫苦，在安庆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时，家中无力负担，主要是靠瓦寺前王氏祠堂在祭产中每年资助她几担谷，维持到毕业。考上北师大后，开支大了，只好考清寒学生贷金，没有拿国民党一个钱。在中学时期即参加革命活动，没有被捕过，在大别山区工作是组织派的，无论放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有一定的成绩。没有什么可整的呀！斗来斗去，也斗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得到了“发挥”：怀疑就要斗，斗了就要有结论。结她的结论是：“在当时北平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王榕不可能入党，而是打进来的国民党特务。”
　　多么荒诞的推理！王榕当然不同意这个结论，向党组织反映也不行，申辩更不委。真是青蝇一点，白壁蒙污。她的入党介绍人都在延安，一时无法联系上，只好在那个结论上签字：“根本不是这么个事，愿接受党组织审查”。就这样，整风运动给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路东地区党校毕业了。
　　由于说王榕是特务，原来一些要好的朋友都躲着她，不与她说话，不理她了。真是变化无常的世界啊！原来都是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亲密得分不开的战友，几天工夫就变了。一天，王榕来到她们屋里，她们紧张起来了，问她：“你来干什么？”王榕推心置腹地问她们：“看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我们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大概是因为你上过大学吧。”善良的人性受到浸染、亵渎。但王榕从这一点理解中，得到了莫大的慰籍。
　　整风结束后，当然不可能给她这“特务”安排什么职务。区党委叫她去埠城乡下作一些社会调查。在工作中，她始终如一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完成好任务。
　　1944年10月，调她到《淮南日报》社当通联部长、报社编委。真是滑稽得很，国民党的特务被任命为共产党报纸的部长、编委。这一干就干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按规定，我新四军要撤出部分地区给国民党，遵令将北撤，走之前，她找到路东地区那位党委书记说，你们那个结论总不能让我背下去吧？这时，从全局上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得到了纠正。这位书记也实事求是一些了，他说：“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王榕说：“是谷羽，在延安”，他说那就打个电报问一下。很快写了个电报发到延安，不到一个星期，延安回电，证实了她的入党事实。这位书记说，把你的整风结论销毁吧。他又重新写了个鉴定，说王榕同志在新四军路东地区工作期间，政治上很敏感，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历史是一个神秘的怪圈，它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但有时会因为某个人物的作用而越轨，但最终还是要回到逻辑的轨道上来的。鉴定虽然写得很好，但近两年的冤屈，不能不在一些方面对她个人产生一些影响。日本鬼子的投降，大家兴高采烈，热情奔放，两年的冤屈留下的那一点阴影，被王榕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又一心一意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涨的到来。
　　首开创  工资改革
　　成专家  总理器重
　　根据《双十协定》，我淮南根据地的干部开始撤退。上级指示王榕等一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当北撤至怀宁时，他们碰上了东北局组织部长曾山，让王榕等干部留在山东工作。安排王榕到《大众日报》社任地方版主编。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他们又辗转到达大连，在这里双碰上了原来那位推论王榕是特务，后来又亲自纠正的淮南路东地区党委书记，日本鬼子投降后，他把王榕留在了大连。大连是苏军接管的。几十个工厂已被日本人搞得破破烂烂，苏军接管后，又把好点的机器和零配件都拿走了，加之又缺原料和燃料，真是满目疮痍。工厂开不了工，工人们不少回老家去了。
　　王榕和一批干部被安排接收这些工厂。她先后任旅大实业公司人事科长，企业党委书记等职。经过他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工厂一个一个地开工了。
　　工厂开工，就有工资问题。这时王榕任旅大行政公署劳动局长。从此，她与工资工作结下了缘。
　　开始是实行粮食工资，工人每月最少是35斤苞米，最高的是150斤苞米。工资级别过多，最多的达28级。这种工资实行了3年，王榕在探索中觉得，它带有浓厚的农村雇工粮薪色彩，单纯以养活几口人出发，而与生产脱节。当生产发展了，工人技术提高了的时候，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弱点就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到了1948年下年，大部分工厂恢复生产，工资中此高彼低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人闹情绪，干部有意见，领导被迫到外补漏洞，有时几乎天天忙工资。工资问题便成了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王榕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从粮食工资、多级工资转变为七级工资、工资与企业管理、生产技术及奖励挂钩等一系列改革意见，她特别指出：“改革关键在干部思想认识的转变。”
　　她在实践中先后撰写了《在向苏联同志学习中谈对工资问题的体会》、《学习和推行七级工资制》、《签订集体合同有利于促进生产》等三篇论述工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旅大人民日报》上。
　　大连是最先回到人民手中的城市，也是全国最先恢复工业生产的城市。因此，大连的工资工作，属于新中国开创性的工作，王榕在她的岗位上，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总结，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而促进了大连工业的迅速发展。
　　随着全国的迅速解放，各大城市工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工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他们面前。这时，大连为全国许多来学习的同志，提供了搞好企业工资工作的新鲜经验。
　　王榕在大连卓有成效的工资工作，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劳动部长的李立三，指名调王榕到全国总工会搞工资工作。她于1950年3月调入全国总工会，任工资部副部长、国家劳动部工资司副司长。这两个部门的正职均由李立三兼任。
　　王榕到全总后，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51年，她为李立三起草的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全国各地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刘少奇看后，为这个报告写了批语：“工资问题对于工人来说，犹如土地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并向各省市批转这个报告，督促一切党组织加以研究总结。
　　这年年底，李立三离开了全总。王榕任工资部部长。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王榕参加了1950年全国工资准备会议、1952年几个大区的调整工资、1956年国营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工资改革和新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资等工作，从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请示汇报、起草改革方案、召开会议到检查贯彻落实情况，全过程参加。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听取她关于工资问题的汇报。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讨论年度和五年计划工资安排时，李先念、薄一波主持研究中小学教员、商业工作人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时，都要她去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开会讨论有关劳动工资问题时，也常常通知她列席。1954年5月，她为中央批转纺织行业工资问题的报告写了批示《关于解决劳动定额问题》，1956年5月3日她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建立和改进奖励工资制度》。
　　由于王榕注重调查、勤奋钻研以及个人的天赋，她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资专家。
　　特别令王榕不能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特别关注工资工作。一次，王榕问周总理说：“总理，你工作那么繁忙，有那么多的大事儿等着你去处理，你为什么还在工资问题上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周总理认真地回答：“可不能小看了工资工作，我请示过毛主席，主席说，像工资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年能解决两三个，就算很有成绩。为抓重大问题，其他工作抓得再多，也不算有成绩。”
　　渐渐地，王榕和其他几位从事工资工作的负责人，都熟悉了中南海西花厅的那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会议室，以及那张长长的会议桌……通常，总是周恩来端坐一头，两旁依次是讨论的人员。有时上午讨论，中午就在周总理处吃饭；有时下午开始讨论，在周总理处吃罢晚饭，再继续讨论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由于参加的只有王榕一位女同志，每到吃饭时，周总理总是风趣地招呼她：“王榕，到我这边来，女士优先嘛。”饭菜上桌，总是等王榕拿起筷子，周恩来才端起碗吃饭。
　　有一次，会议讨论结束，王榕正准备离开，周恩来叫住了她：“王榕，你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一次讲话吧，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工资改革的重要性。”当王榕有生以来第一次带上耳机，坐在话筒前时，心里还着实有些紧张，可一想到周恩来总理也许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她顿时镇定了下来，圆满地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任务。周恩来每次外出听取有关工资问题汇报、检查工资改革情况时，也总要带上王榕这位工资专家。
　　1957年8、9月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工资福利座谈会，检查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资福利工作，特别是1956年工资改革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资福利工作方针、政策和工资增长计划。会上，一些与会者因站在各自的角度，有一定分歧，这时周恩来说：“王榕，怎么不发言：听听你的意见。”会后，有人开玩笑说：王榕不发言，总理不拍板。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定劳动部长李立三主持，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国家计委工资局局长宋平和王榕等四人把会议讨论写成书面报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完成了报告稿。这也就是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还指定王榕列席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因为这个报告要以中央文件下发。会后，周恩来又让王榕与他的秘书一起，把报告中的数字仔细核实了一遍。
　　1967年，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部一位曾和王榕同过事的同志：“那个搞工资工作的女同志王榕哪儿去了？”当时那位同志低下了头，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出声。周恩来哪里知道，此时的王榕，正挂着“老反党分子”的牌子被批斗呢。
　　赖若愚    死后蒙冤
　　“五虎将” 无端受屈
　　1958年5月，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党组扩大会召开，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因肝癌没有出席，20日就去世了。毛主席说他是工人领袖，按政治局委员规格处理后事。在中山堂召开追悼会。丧事办得很隆重。
　　至6月17日，风云突变。当晚，传达中央总书记的指示，宣布赖若愚反党反中央，1957年到上海处理工作闹事，实则是去煸风点火等罪名。党组扩大会由几十人扩大到几百人。
　　1957年底，上海有少数几座工厂的工人闹事，刘少奇指示赖若愚带一个工作组去上海处理闹事问题，对工人提出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工人闹事很快得到了平息。这就是“煽风点火”的情况。
　　赖若愚死了仅23天，尸骨未寒，由工人领袖到反党反中央，变幻莫测啊！
　　赖若愚原是山西省委书记，极有才干，是毛主席点将来当全总主席的。
　　在这前两天，《工人日报》社社长程用文，被首先开刀。1956年他到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科教文会议，受工业部领导之托，了解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情况。回国后，在工人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客观地报道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情况。时隔两年后，说他传播、鼓动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是阶级异已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其次是全总办公室副主任秦达远。建国前，他是为党作出过较大贡献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他有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东北当情报组长。他与其哥断绝了关系，但受董必武指派，要秦达远去东北他哥哥处谋事，以搜集情报。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获得了重要情报，为东北的解放，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全总的某些人，硬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宣布赖若愚反党反中央的第二天，即6月18日，有的人大约要为赖若愚拼凑一个集团，于是开始批判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和工资部长王榕。罪名也是反党反中央。
　　批斗会上，女工部的一位副部长发言产：“王榕有些骄傲自满是真的，要说她反党，我看不大象。”因此，她也被斗了一天。武汉市总工会主席赵铁夫也说了一句话：“不要把责任都推到死人身上，难道活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因而被斗两天，回武汉后就被撤职。中央一位负责人说，全总刘××树的是红旗，秦达远树的是白旗，赵铁夫树的是灰旗。
　　在批斗王榕时，有人问她：国务院的会议你为什么去参加？甚至政治局的会议你也参加？斗得王榕莫名其妙。开会是被通知去的，怎么能自己想去就去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被点名批判到8月2日止，王榕在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上被批斗了50天。因她胸中无愧，一直不承认自己反党、犯了政治性错误。
　　但人的体力、精力是有限度的，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摧残。经数十天批斗，逼得王榕实在支持不住了，违心地承认自己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晚，王榕放声痛哭了一夜，哭声把左右宿舍的人都惊动了。她想，青年时就追求肖，追求参加共产党，经十余年艰难曲折战斗生活的考验，对党是忠诚的、热爱的、拥护的，怎么能说我反党呢？一任泪水倾注，怎么也冲刷不掉心中的冤屈。
　　8月3日，国务院四办主任刘××传达中央一位负责人的讲话说，赖若愚、王榕等五人是反革命集团，是“五虎上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王榕和董昕历史上找不到什么问题，留在党内，其他三人均开除党籍。全总的报告上报中央、中央批转到全党。
　　给王榕的结论是：1、反党反中央；2、诋毁无产阶级专政；3、执行修正主义工运路线；4、有政治野心，妄想当工人领袖。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其时王榕是全总工资部长、劳动部工资司副司长。曾是全总第七次代表大会执委、八次代表大会执委和主席团委员、全国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委员、党的八大代表）、留党察看一年、工资由9级降至12级。
　　全总的党组扩大会结束了，但对“五虎上将”的批斗还没结束。回到全总后，分摊子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批，这样又斗了一个月才算收场。
　　当工人  受益匪浅
　　文革中  雪上加霜
　　1959年3月，让王榕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劳动改造。这个厂当时有7千多工人，是做铣床、龙头机床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一个大厂。
　　厂里安排王榕拣废铜烂铁。三个月后，她要求到车间开车床。工人们说：老太太，你年纪大了，干不了这个。工人们都20多岁，把44岁的王榕看成了老太婆。他们叫王榕开费体力小些的叉齿机，干了一个月，腿肿得象大冬瓜似的，三班倒，上夜班时又累双饿。这样又熬了一个月，腿才恢复正常了。
　　王榕在车间勤勤恳恳地干活，工人们对她的看法也变了。开始时，她在前边走，后面有人说：看！那人是反党分子。后来工人与她十分融洽。晚上年轻工人瞌睡多，有时偷偷睡会儿觉，他们说：老太太，班长来了就叫我们。王榕年纪大些，当然瞌睡少。她一听脚步声，就叫醒他们，工人对她特别好。
　　那是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怎样评价大跃进，但工人们精神状态特别好，生产积极性确实很高，搞革新、搞自动线、搞劳动竞赛，热火朝天。王榕被这种热情所鼓舞，她想为工人做点什么，于是，她发挥自己能写文章的特长，给工人们写点小报道，把工人们在生产中热情奔放的激情、吃苦耐劳的精神、勇于革新的干劲、爱厂如家的品格，反映了出来。陆陆续续地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发表了，那当然是以工段或班组的名义发表的，工人们对她更亲了。
　　一次，工厂食堂搞自动化，把王榕找去，她以厂的名义写了一篇报道，《北京日报》发表了，受到北京市委的重视，上报中央、中央还加了批语转发全国。这下，王榕在厂里有名了，不让她到车间干活了，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就把她找去，像是厂里一名记者一样。
　　以后，王榕又写了一位爱厂如家的锅炉工张维稹，一位革新能手常思全，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两篇文章被收录在北京市委编辑的《好人好事》一书和一机部编辑的《英雄模范人物》一书中。
　　在车间劳动一年半后，干脆叫王榕到厂部办公室去，以副主任的身份专写材料，别的什么也不干。工厂每年要开两次职工代表大会，开会前，厂长把她找去，让她考虑写个报告，开会时，厂长在台上念，有时念错了几个字，台下的工人都看她，他们知道这个报告是她写的。写党委的材料时，还让她列席厂党委会。后来的一位八级工出身的厂长，他每次到市里汇报前，都要与王榕商量怎样汇报。在市里回来，市里有什么指示，又找她商量怎样传达、贯彻。这时王榕成了厂里的高参似的。
　　这以后，厂里又交给王榕两项任务：一是接待来厂参观学习的外地领导，向他们介绍情况。反正人家也不知道她是谁；二是指导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实习。
　　王榕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劳动改造三年，她深深地觉得这三年生活很充实，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工人们当主人的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做人的纯朴，感染着她，她给工人们写了些报道，但干部和工人们给了她同志式的关怀和爱护。王榕留党察看到期了，她要求恢复党员权利，厂党委及时研究批准并上报。工人们不看你的过去，只看你的现在。
　　王榕感觉，过去自己有些高高在上，接触的多是领导人，深入基层少，即使是工厂，也是走马观花，接触实际少，了解工人不够。有些翘尾巴、有些锋芒外露。现在体会到，真正伟大的是人民群众。
　　1962年4月，王榕被调到一机部政策研究室，任副处级副主任。这对王榕来说，并不在科职务和级别，在乎的是党的求事求是的优良传在方方面面得到落实。
　　1965年5月，王榕到一机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做副所长。还没报到，部里抽她去沈阳搞部属工厂的四清，任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四清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工作团被赶回了北京。
　　王榕正式去研究所上班。这时研究所的领导被斗得一塌糊涂。她过去没在这儿工作过，相互都不认识，开始一张大字报也没有。
　　红卫兵大串联，北京各单位都有接待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任务。王榕主动要求去接待红卫兵，书记、所长高兴得直作揖，因为正着急这件棘手的工作无人做。于是王榕整天忙于红卫兵的食宿，南方来的孩子有的还光着脚丫到北京，她就回家把孩子们的鞋子拿来给他们穿，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排他们的生活。红卫兵走时，有的还拉着她的手直哭，还有不少后来常常给她写信。
　　王榕的丈夫杨思九，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书记，这时已被打倒，他们的家经常被抄，有的造反派专拣半夜来抄家，后来被抄得只剩下一些简单生活用品了。一次，造反派带着杨思九来抄家，当着王榕和孩子的面，把杨思九打得口鼻鲜血直流，小女儿拿条毛巾给爸爸擦血，被造反派一脚踢得老远，把毛巾在脚下碾。这以后，杨思九被造反派一关就是13个月。
　　王榕这次受到很大刺激，觉得胸闷得很，气不够用，到医院一检查，是心脏病，医生让立即住院。研究所给邮电学院打电话说，杨思九的老婆病得很重，住医院了。邮电学院来了个人看了看，他是看王榕死了没有，要是死了，才放她丈夫出来，没死是不放的。
　　不久，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要王榕上班接受审查，王榕一进会场，场内就高喊：“打倒老反党分子王榕。”这一下，王榕又成了反党分子中的“老资格”。这一斗，她的心绞痛更严重了，医生把她作为重点病人，说如果再被斗，有生命危险。造反派说，这是我们的重点批斗对象，医生说，我是救死扶伤的，不管你重点不重点，要王榕休息。但那时怎么能让她休息、让她治好病？
　　一次王榕被斗时，要她低头弯腰，心绞痛发作了，痛得大汗淋漓。她请求坐下，造反派不准，后来痛得直摇晃，眼看就要倒下了，才让她退出。回去吃点硝酸甘油，抑制一下疼痛。
　　王榕在研究所只接待过红卫兵，造反派也就找不到她什么错误，斗来斗去，还是在全总查到的那些已作了结论的老材料，这样斗了一年多，造反派也觉得乏味了，王榕才得以解放。
　　平反路  坷坷坎坎
　　昭雪后  再作贡献
　　王榕懂得，人间没有永恒的冬天。是冤屈，总有一天要搞清楚。她也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映着。然而，总有一些胸中沸荡着权欲、物欲的人，总爱将别人走在黄金季节的双腿捆住，永不放松。
　　王榕留党察看一年期满后，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根据她的表现，及时上报恢复她的党员权利，被人扣下不批。后来这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找到有关负责人，才恢复她的党员权利，到这时已被察看两年多。
　　在一机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一次选举支部委员，几乎全票选上王榕，但不批。有人说，对她要控制使用，连党小组长也不能当。
　　1962年，党中央有个甄别过去案件的政策，这时全总副主席许之祯找到王榕说：看来对你的处分过重，会什么意见可以申述。他还召开会议，让王榕申述她的意见。王榕针对她的几条“罪状”，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她认为可能要平反了。
　　这年6月，彭德怀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阐述自己的历史，请求中央全面审查。8月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批评。这给了有些人一个天机，于是又说：王榕和彭德怀遥相呼应，里应外合闹翻案。把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两码事硬要扯到一起，真是巧舌如簧。这次不仅没有纠正“过重”的处分，反而招来新的批判。
　　1964年，一机部抽人到洛阳搞所属工厂的四清，王榕也是被抽干部之一，只去工作了一个多月，就通知她回京。后来了解，又是全总有人提意见：搞四清要纯而又纯的人，象王榕这样的反党分子怎么能搞四清呢？
　　1965年，劳动部副部长毛齐华，找到王榕征求意见，问她愿不愿意回劳动部继续搞工资工作。王榕当然愿意从事她熟悉、热爱的工作。毛齐华就找一机部长段君毅商调王榕。段君毅把王榕找去问：你还愿望从事工资工作？王榕说：我别无所长，只熟悉工资工作，而且热爱这项工作。段群毅说：那好吧，我们劳动工资司正好没人，那就留在这里不好吗？王榕说：听从组织安排吧。这段时间，部里的人都知道，王榕要到劳动工资司当副司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烟消云散了。后来才知道，全总又有人向中组部提意见：王榕不能当司级干部，只能当副处级干部。
　　8年了，有人不辞辛苦地盯着王榕，手里牢牢地握着捆绑别人的绳索，以防失去他们的“胜利果实”。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王榕想，现在已雨过天晴了。就数次到全总反映，但每次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问题是中央定的，我们全总无权处理。被推得干干净净。
　　你说是中央定的，那么就找中央吧！“五虎上将”还活着“四虎”，被发配到边疆的也来到北京了。
　　1978年8月27日，是星期天，天下蒙蒙细雨，给闷热的天气带来丝丝凉意，人觉得很舒坦。王榕和另一“大将”董昕一早就来到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家。他们一进门，胡耀邦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坐下后，胡耀邦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烟，一边不时地在本子上记一下。他收入材料后，亲自批复叫全总复查。
　　与此同时，王榕也去找了胡乔木，他的夫人谷羽是王榕的入党介绍人。她请胡乔木转交一份她与董昕联名写给邓小平的申诉信。在一次会议上，胡乔木把信交给邓小平说：你还记得全总赖若愚那个案子吧？邓小平说：记得。邓小平当时就把胡耀邦找过去说：这件事交给你办，不管谁拍的板，包括我拍的板，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在于自己做错的事，也能勇于纠正！
　　胡耀邦得到有力的支持后，于1979年2月正式成立专案组，复查此案。历时三个月，查清了事实，纯属错案。中央9月批复为“赖若愚反党集团”案彻底平反，给受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恢复原来级别和待遇，工作重新安排。
　　从1958年至1979年，整整含冤21年。人生能有几个21年啊！此时的王榕已是61岁的老人了，人生的鼎盛时期在人为的磨难中耗掉了，不谁不为之惋惜！
　　平反后，全总要王榕回去，被王榕推辞了。此前，电力部长刘澜波就不理会王榕是否平反， 要她去电力部劳动工资司工作。王榕也认定要到一个不整人的单位去工作。这时一机部不放人了，部长、副部长、人事、干部司长等多次登门挽留，还说：你不留下，好像我们一机部不能容人似的。老伴杨思九开玩笑说：王榕啊！你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了！
　　这人情冷暖，也实在可笑，它何时已沦为势利怪胎的利用物了。
　　9月，王榕任电力部劳动工资司司长。1981年6月任国家人事局副局长。1982年5月，国家人事局与劳动总局、编制委员会合并，成立劳动人事部，王榕任副部级顾问。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代表。
　　在劳动人事部，一些老同志见王榕象年轻同志一样，热情奔放地工作着，也她说：王榕啊，你受21年冤屈，还有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真不容易！王榕说：我有两个支柱：参加革命是自愿的，舍生忘死才找到共产党，共产党的旗帜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明灯；二是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这样支持我活下来，才能今天的干劲。
　　王榕十分珍惜这晚来的春天。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这期间，她主要参加了中央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和国务院工资改革小组工作，参与有关工资改革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她还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我国工资改革的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分配制度、对于企业和事业单位及政府机构的工资制度、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劳动政策等问题，做了数十次学术报告、撰写了十多篇见解深刻的论述文章。为党和国家进行工资改革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建议。如1981年写的《关于改革工资制度的建议》和《关于待业、就业和劳动政策》两篇文章，当时国家领导人批示：“我看颇有道理”。指示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1986年写的《建议改革事业、企业的规格和干部的职级制》，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为了引起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批示该文在《党内动态清样》和《党内参考》上刊登。
　　1987年离休后，王榕还担任着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中国工运研究会顾问。还继续为国家的工资改革探索着。她撰写了多篇论述文章，还应一些省市邀请去做报告。19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同事、学生把她几十年在劳动工资领域的部分著述编辑成的《王榕工资工作文集》，这本文集是我国在工资工作方面一笔有份量、有理论、有实践的宝贵财富。它记录了她几十年在劳动工资领域从事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记录了她为工资工作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今天，她还在为她所热爱的工资工作继续作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作者　孙家胜　单位　英山县建设局）
　　其中部分章节刊于：
　　《大别山岁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中原女战士》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英山烽火》1996年3月
　　《大别山采风》1991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