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中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的考证。（奚景鹏）

嘉壹书斋

　　1960年，我用1.20元钱在北京中国书店买到一本苏中出版社于1954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2开本，124页。这是一本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多年以来，我注意收集有关资料，走访当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并对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与早期版本进行对照，做了一些研究考证工作，现提供给广大读者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恳求批评指正。
　　一、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主持组织编辑
　　这部《毛泽东选集》是在当时任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俞铭璜主持下，为了适应整风运动后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组织苏中出版社人员编辑的。
　　苏中解放区远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来往联系极为不便，收集资料十分困难，能够看到的毛泽东著作，除了报刊公开发表的以外，就是从电台收到的电报和从延安辗转带来的一些整风学习材料，但苏中出版社编辑和印刷人员，还是克服了许多困难，出版发行这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俞铭璜（1916—1963），江苏如皋人。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俞铭璜于1944年主持编印《整顿三风参考材料》1—10集，共计850页，收文138篇，基本反映整风的全过程，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二、别具一格的“论毛泽东思想”（集录·代序）
　　在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1944年五六月份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五卷本，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是第二部《毛泽东选集》。书前的“代序”，集录了18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题为“论毛泽东思想”。书中所印18人论述，只注明篇名，未注写作日期。笔者翻阅有关资料，对大多数论述查出了写作日期。
　　朱德：（“七一”廿二周年感言1943年）。
　　刘少奇：肃清党内孟塞维主义思想（为党的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1943年7月1日）。
　　曼努意斯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团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3月12日）。
　　冈野进（野坂参三）：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1940年7月5日）。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1943年7月5日）。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在七一纪念晚会上的报告，1942年）。
　　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1942年）。
　　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1941年3月29日在中共北方局党校的演讲）。
　　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1943年评《中国之命运》）。
　　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1943年评《中国之命运》）。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1943年8月2日）。
　　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在中央直属大会上的报告）。
　　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1943年）。
　　陈伯达：阎锡山批判（1944年8月）。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1942年8月）。
　　李富春：更向前一步（194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生产运动总结会上的总结摘要）。
　　罗荣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纪念党的廿三周年而作，1944年）。
　　以上所列18人的论述写作日期，最早的是1939年3月，最晚的是1944年8月，多数写于1943年。
　　苏中出版社于1945年7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之后出版的。书前“代序”集录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没有收录任弼时的七大开幕词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冈野进等在七大上的发言。
　　  由以上情况可知苏中版《毛泽东选集》是在1945年春天选编的。
　　三、由第一卷正文的篇名引起的联想
　　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收录毛泽东著作29篇，按内容分类编排，其中第1卷主要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论著；第2卷主要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论著；第3卷是关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论著；第4卷是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论著；第5卷主要是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论著。
　　苏中出版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原准备出版四卷，第1卷于1945年7月出版后，由于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中出版社的机构、人员调整，其余的2、3、4卷未能继续出齐。至今未发现原始书稿，其未出版的2、3、4卷的篇名不得而知。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的编排体系和格式，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只得从第1卷正文中的11篇的篇名说起：
　　1.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1937年4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议的报告提纲及结论。（报告提纲应是5月3日，结论应是5月8日——笔者注）
　　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1937年7月23日。
　　3.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1937年2月12日。（应是9月29日——笔者注）
　　4.关于共产党与抗战及民主政治问题，1937年10月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应是10月25日——笔者注）
　　5.关于抗战与团结的前途问题，1938年2月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
　　6.关于“一党专政”问题，1938年2月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
　　7.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讲，1938年3月12日。
　　8.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演讲，1938年5月1日。（应是1939年5月1日——笔者注）
　　9.五四运动，1938年5月。（应是1939年5月1日——笔者注）
　　10.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11.与世界学联代表团乐满、柯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的谈话，1938年7月2日于延安。（应是柯乐满、雅德——笔者注）
    以上所列的第1卷篇目和著作日期，除第1篇是抗战以前的，其它10篇都是抗战初期的，基本是依据日期先后编排的，笔者经过反复思考，推测未出版的2、3、4卷的内容，可能也是按照著作日期先后编排的。这个推想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发现有关资料证实。
　　四、《关于“一党专政”问题》是否是毛泽东著作？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的刘金田、吴晓梅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在第74页写道：“《关于‘一党专政’问题》（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其实并非是毛泽东的著作，而是在武汉的王明起草，以毛泽东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名义发表的，发表前，没有送毛泽东看过。该文主要回答了‘苏联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吗？’‘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吗？’‘有人说现在共产党已经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等问题。1938年2月9日，王明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事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字约万字，不及事先征得毛泽东及书记处审阅。’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等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提及这篇文章，说当时蒋介石要封我们武汉的报纸，封新华日报，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顶了一家伙，蒋介石不封了。因此，这篇文章虽被编入了《毛选》中，但不能算作毛泽东的文章。苏中出版社的编辑显然并不了解这一情况。1939年5月，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也曾误将该篇收录。”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于1995年5月出版的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第5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的刘跃进著《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54页，《关于“一党专政”问题》的论述与刘金田的论述基本相同。
　　经笔者研究考证，《关于“一党专政问题》的早期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在武汉起草的《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
　　（二）1938年2月15日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26页，32开本。（《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第50页、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第5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第207页，都将“远东出版社”误为“辽东出版社”。）
　　（三）1938年2月23日汉口统一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一党专政”——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31页，32开本。
　　（四）1938年长江出版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书中有“一党专政问题”。
　　（五）1938年2月25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此文时的原标题为《毛泽东的谈话》，系毛泽东手迹。在标题旁有编者写的：“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以近来有些报章杂志盛倡所谓‘一党专政’之说，其所持理由，首先以苏联为例，其次以德意为例，因特于2月2日走访毛泽东先生征询其对此问题的意见。毛先生对该记者曾详细答复。兹将该内容抄载于后，想为全国同胞所乐闻也。”
　　由以上可以判断，《关于“一党专政”问题》虽非毛泽东所写，但毛泽东是认可此文的。
　　五、出版地点不是在东台县海滨芦苇塘里，而是在宝应县射阳湖镇冲林村古庙里
　　刘金田、吴晓梅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50页写道：“此时，抗战尚未结束，编完的稿子送到位于江苏东台县海滨的苏中报印刷厂排印。排版、印刷等工作都是在芦苇荡中进行的，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但它仍然以最快的速度在1945年7月出版。”
　　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第55页写道：“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它竟诞生在芦苇荡，排版、印刷等工作都是隐蔽在芦苇荡中进行的。”
　　刘跃进著《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55页道：“这部《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1945年春天编就，送到位于东台县海滨的苏中报印刷厂排印。当时排印都在芦苇塘里，条件相当艰苦。即便如此，第1卷还是在1945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了。”
为了搞清楚苏中出版社当年编印《毛泽东选集》的实际情况，笔者曾经多次走访了82岁离休干部，曾任《苏中报》印刷厂校对的周岩老人。据周岩于2005
　　年4月5日写的《在〈苏中报〉印刷厂工作的日子里》中回忆：“中共苏中区党委决定上调中共苏中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印刷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苏中报印刷厂的书版部，其任务主要是印刷和供应新四军一师广大指战员、苏中区广大共产党员、地方干部等进行整风和政治理论学习所需的学习材料，也兼印一些一般读物和对敌、伪、顽的宣传材料。”“一九四四年春节一过，我们江潮报印刷厂的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在张锡文厂长、江立指导员的带领下，伴随着满载印刷机器、设备和物资的三十多辆独轮木制小车（俗称山车），从苏中抗日前哨、濒临长江北岸的如（皋）、泰（兴）、靖（江）三角地区，距日伪西来镇据点两华里，能够清楚地看见日本的太阳旗、听到敌人的军号声的印刷厂驻地上八圩村启程，日宿夜行，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途经如、海安、东台、盐城、阜宁、建阳等县广大农村，先后穿过多条日伪控制的水陆交通封锁线，于五月初到达宝应县城东北刚经车桥战役解放的西安丰镇和射阳湖镇的周围地区，和刚从东台县海边乡间随同苏中区党委机关一起转移到此的苏中报社编辑部以及印刷厂报版部的同志们汇合。先驻西安丰镇以北五里地的臭肚圩村，不久又搬到射阳湖镇西北八里地的冲林村，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进军兴化县城为止，在那里前后驻了一年多时间，是当年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对安定的‘小后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俞铭璜主持编选、杜诺任责任编辑、我任责任校对，苏中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七月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四卷已经编选好了，因日本投降，苏中出版社结束，未能继续出版）。”周岩说：“苏中报印刷厂书版部驻在冲林村东头一个古庙里。”
　　六、原计划出版两万册，实际只出版两三千册
　　苏中出版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其封底左下角，印有“1—20000抗币六元”。笔者对是否出版2万册的问题，请教过周岩老人。据周老回忆，当年为了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原计划出版2万册。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苏中出版社处于敌后根据地，物资匮缺，所需纸张、油墨、铅字等器材，通过地下组织在上海采购，然后由海上秘密运到苏中地区；印刷机器陈旧，脚踏和手摇机一次只能印刷两三千册），再加上日本投降，形势发展迅速，苏中出版社的机构和人员变动，第1卷只出版了两三千册。
　　七、出现三种版式的原因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版本中，出现三种版式：
　　第1种：封面毛泽东木刻像的右上角有小黑点；书名页“毛”字比其他字大，四周装饰花边由雪花形组成；目录第3页中，“聂”字加盖红色“罗”字，“臻”字加盖红色“桓”字；代序第1页倒数第4行倒数第2字为正确的“通”字。
　　第2种：封面毛泽东木刻像的右上角有小黑点；书名页“毛”字与其他字大小相同，四周装饰花边由折角形组成；目录第3页中改印为“罗荣桓”；代序第1页倒数第4行倒数第2字误印为“过”字。
　　第3种：封面毛泽东木刻像的右上角有小白点；书页名“毛”字比其他字大，四周装饰花边由雪花形组成；目录第3页中，“聂”字加盖红色“罗”字，“臻”字加盖红色“桓”字；代序第1页倒数第4行倒数第2字为“通”字。
为什么会出现三种版式呢？据周岩同志解释：封面的毛泽东头像是杨涵绘制木刻制版，在印刷中发现
　　右上角有小黑点，经修版变为小白点。书名页在印刷中，由于原版破损，不得不重新排版。代序所列18人姓名，在印刷中发现将“罗荣桓”误印为“聂荣臻”，便将已印好的用红色铅字加盖改正，经修版改为“罗荣桓”。代序第1页，在印刷中发现将“精通”误印为“精过”，经修版改正为“通”字。当年只出版发行两三千册，所出现的三种版式，不可能是人们平常所说第1、2、3版。
　　八、改换封面的苏北新华书店版《毛泽东选集》
　　苏北新华书店出版《毛泽东选集》，未注明出版日期，书内全部是苏中出版社原印制的第1卷，纸质相同，只是改换了封面和封底。经本人研究，在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在装订时由于封面不够，致使少量半成品因缺封面不能销售。经随军南下的华中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携带，到1949年5月合并到在江苏泰州新成立的苏北新华书店，以后又重新设计和印刷了封面。因此这部《毛泽东选集》存世量极少。
　　九、苏中版有许多讹误，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应当审慎
　　刘金田、吴晓梅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55页写道：“它所用的纸张虽然不甚好，错讹之处较少。”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第56页写道：“苏中版《毛泽东选集》，所用纸张质量虽不甚好，但编辑质量较高，错讹之处较少。”
　　笔者曾经将苏中版所收录的文章，与早期版本相对照，发现许多错讹。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的加注中，列举了11个篇名中有8处错讹。收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错讹：
　　第36页与第37页之间，漏印一整段，缺62字。
　　第38页第1行在“不识大体”前漏印“委琐”。
　　第44页第14行，在“立即”后漏印“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下句多印“苏联”。
　　第47页第2行，“1932年”应为“1933年”（最早刊登该文的1937年10月2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8期原本就有错误——笔者注）。第7行将“南京政府”误印为“中央政府”。
　　第49页第17、18行，在“今后将进一步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后，漏印“更具体地反对日寇的阶段”。
　　第51页第14行，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后，漏印“（在上海的某种刊物上）”。
　　第64页第8行，在“抵抗”后，漏印“国民党”。
　　第118页第16行，将“专擅”误印为“专权”。
　　第11页第1行，将“触到”误印为“讲到”。
　　本文受篇幅限制，其他错讹不便详叙。（与苏中版有渊源关系的胶东版第1卷和苏北新华书店版，也存在这些错讹）。希望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采取严谨的态度。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虽然存在许多错讹，但是瑕不掩瑜，它的出版，以其独有的风格特点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推动了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广大干部、党员、军队指战员、人民群众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为争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