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真实的夫妻生活。

天柱山

　　郭布罗·婉容，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现在看来，婉容的幸运当选却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
　　当年溥仪选妃时送选不少照片，溥仪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便决定了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史料记载，当年溥仪选皇后的时候，下面推荐上来两张照片，就是文绣和婉容，要溥仪从中选出一个皇后和一个皇妃。当时只有16岁的溥仪指定文绣为皇后，但无奈婉容出身贵族家庭，找人说动了隆裕太后，把婉容定为了皇后，自此婉容就对文绣记恨在心。
　　婉容婚后在储秀宫生活了将近两年，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士呢?有人说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似乎并不夸张，因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历代皇后的表现，特别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正像一位美国人对婉容所作的评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都与婉容在天津念书那个教会学校有关，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伊莎贝尔·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风物知识。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她们每天下午入宫授课，届时总有几乘二人肩舆在神武门内迎候。酬谢金也是可观的，逢年过节都有丰厚的赏赐，此外还有俸禄。据清室内务府1924年1月间的规定：马修容和英格兰木每人月薪三百洋元，按时价可买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萨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师傅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600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