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大战与饶州大移民。（左泽 王松年）

天柱山

　　一、鄱阳湖大战的意义和鄱阳湖大战中饶州人的表现
　　且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元至正年间。
　　元朝未期的政治腐败、徭役沉重及民族歧视政策，终于导致阶级和民族矛盾严重激化。一场规模空前、时间持久的农民起义，一下子将元朝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当年“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的剽悍无伦的元朝铁骑，早已因军备废弛而变得不堪一击，在天下云集响应的各路起义军无情的打击之下，元朝的灭亡已成为毫无悬念的定数。这时，义军中崛起的最具雄心的朱元璋部与另一支同样野心勃勃且力量强大的陈友谅部，在鄱阳湖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争鼎夺鹿的大决战。历史上把它称为“鄱阳湖大战”。
　　朱元璋和陈友谅这一为争夺南部中国在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在中国水战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战前后历时37天，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与舰船之多，战斗程度之激烈，在中国古代水战史上都是空前的，为后来历代军事家所重视， 成为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朱元璋统一江南，涤平敌手，进而建立明王朝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至许多年后，已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在总结自己的成功时，犹自发出“开基立业，首功江西”的叹喟。
　　鄱阳湖大战发生在元至正二十三年。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陈友谅部60万人，朱元璋部仅有20万人；陈军的战船大多是新造的，形体高大，装备精良，但却笨重不灵；朱军的战船主要是收编和缴获的，以小船居多，但机动灵活，进退自如。两相比较，陈军居优势。但陈部人多却久战低迷，朱部人少而士气高昂。交战的结果是朱军以劣势兵力战胜了优势兵力的陈军，成为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朱元璋的胜利，有许多因素。朱自己就曾经总结，“陈友谅兵虽众，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连年，数败无功”，而我“以时动之师，威不振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鸟鸷搏击”，终能取得胜利。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战斗中，饶州人民以自己的勇武和智慧，给予朱元璋的有力支持，取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陆逊，就曾经对饶州人民英勇强悍有过深刻的认识。他劝告自己的部下不可轻觑饶州之民，认为“此郡民易动难安”。在鄱阳湖大战中，饶州之民表现不俗。尤其第一阶段也是决定整个战役的决定阶段的南鄱阳湖康山附近的战斗，朱元璋几次死里逃生，都与饶州之民的支持有关。
　　王泽洪《重建康山忠臣庙记》就曾记载，饶州人高阳侯韩成“从明太祖举义，率先戎阵，屡策伟功”。在一次战斗中，朱元璋被陈友谅军围困，形势万分危急，正束手无策之间，韩成为掩护朱元璋突围，身著朱元璋“衣袍冠冕”，对着敌众投入水中，陈友谅以为朱元璋已死，顿时松懈，朱元璋乘机逃脱。韩成凭着自己的忠勇，壮烈身亡。后来陈友谅败死，朱元璋以韩成为首功，赠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高阳侯。建忠臣祠于康郎山，所祀以韩成位为第一，同时被祀于庙中的还有另外三十五人，全是同心协力战死于鄱湖中的饶州籍烈士。三十六位饶州人中，“有封侯爵十二人，公爵一人，伯爵二人，子爵十二人，男爵八人”。饶州人以自己的勇敢壮烈锐意赴死的浩然之气，为鄱阳湖大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在整个鄱阳湖战役中，因为饶州西南有吴宏部为藩屏，东北有于光部为保障，朱元璋有了一个紧接战场的稳固后方，粮草和兵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也成为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二、朱元璋对饶州人的认识及饶州人的危机
　　鄱阳湖大战胜利后，朱元璋顺利地登上了至尊宝座。然而，在鄱阳湖之役中饶州人的令人震撼的表现，给朱元璋以深刻的印象。且不说文如与宋濂一起赴召并得到朱元璋重用的许瑗，武如善战勇猛的于光、吴宏这类人中之杰。最让朱元璋内心震动的是饶州豪强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饶州之民的视死于归的血性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鄱阳人于光，是一个“自少好义轻财，比长，习韬略，善射”的英豪。元末兵乱，乡民结聚以自卫，共推于光为首。由于有了于光和西南部的吴宏组织民众保土安境，饶州在一个战乱频仍、哀鸿遍野的元朝末期，竟然罹患稍浅，人口没有大的损失。这在百姓产业涤荡几尽，许多市井村落沦为荒丘的当时，确实可称奇迹。由于历史一直相对安定，少受战争的危害，饶州之民人口众多，且多为聚族而居。每一区域，往往以一姓为压倒性优势，形成了以乡村豪强为核心的极具凝聚力的整体；加之此地民风骠悍，勇士如云，因而潜有巨大的战斗力。
　　朱元璋是历史有名的“雄猜之主”。纵观其在皇帝任上的所作所为，以铁血手段铲除异己，大肆杀戮有功之臣，无不显示其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以图万世，而表现出来的阴毒与残忍的一面。面对曾经给予自己巨大帮助而又如此强悍的饶州人，朱元璋的心理无疑是极其复杂的。
　　在明太祖朱元璋眼中，当初饶州这一斩向敌人的利器，无疑是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自然也可以在一定的时候给予自己带来威胁。而更让人不可放心的是，这把利刃的剑柄，却并不是掌握在自己而是掌握在饶州豪强的手中，毫无疑问，对自己的统治而言，饶州士民是一个潜在威胁。
　　但是，如果对饶州人断然采取非常措施，虽然以朱元璋之狠忍，并不会有良心上的不安，但对因之而可能招致的天下和后世对这种过河拆桥行为的指责和物议，则多少有点顾忌。
　　饶州，于是便自然成了朱元璋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朱元璋当然放不下这块心病。他解决这一心头之患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选择在舆论上降低和淡化饶州人在其夺取天下时的作用。朱元璋把当时饶州人的功劳，尽可能的归结于仙人神怪的作用。于是大到什么彭和尚、周巅之类仙人，小到什么蛙神蛛怪，都成了鄱阳湖大战中的主角。朱元璋这样做聪明在于，虚构这类神怪故事，既起到贬低饶州人功劳作用，以便为日后的行动减少道义上的指责，同时又达到神化自己形象，强化自己权力的目的。这，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三、明初全国大移民的背景及饶州大移民的政治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各种史料，我们就会发现，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朱元璋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对昔日与元蒙作战的“友军”也作为敌军清剿，而为了彻底消除隐患，对这些“友军”治下的无辜平民，同样予以一并滥杀。这使诸如当时湖北湖南等地人口进一步凋落，大部地区几无人烟。据同治《汉川县志》记载：“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道光《安陆县志》也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如此有计划的屠杀，加之天灾肆虐，造成到处是一片“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建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张养浩《哀流民操》）的惨象。
　　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元代湖南人口为江西的2/3，湖北人口为江西的1/5，两省合计仍不及江西。江西诸路仅饶州路在元代人口竟达到400万。明朝的湖广北起上津，光化，与陕西河南交界；南至九嶷山，与两广接壤；西起施州沅州，与四川贵州相邻；东至罗田黄梅，与安徽江西相连。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省。时人包汝楫既惊湖广面积之大，又叹湖广旷土之多：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
　　一方面是江西的户口数远远高于湖广，另一方面则是湖广等省的幅员远远大于江西。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注重以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君主之一。朱元璋认为：“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三年，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事”，指出：“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骤然，兼之元政哀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以实中原，悲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移未八籍之民。”随后，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也奏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于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明太实录》）、“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南方则江西、湖广。”
　　就这样，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宏伟史诗。江西饶州瓦屑坝，因而成了明朝大移民集结地之一。《明史》卷七十•食货中记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  明政府屯田制，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军屯、民屯、商屯。
　　朱元璋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既解决饶州人这块心病以巩固政权又能稳定经济的好机会。于是，他便着手实施对饶州人的移民。
　　他对饶州移民实行的措施主要是民屯。所谓民屯，即移民到田多人少的宽乡屯田，或者招募流民，迁徙犯罪之人屯田，这是明初大规模移民于狭乡之农民到宽乡屯种的主流。移民是屯田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被官府强制从生产发达，社会较繁荣的富裕之地饶州迁到贫穷之地。

　　四、饶州大移民的具体措施及移民的流向
　　在饶州，朱元璋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移民
　　1、由于朱元璋对饶州的豪强在鄱阳湖大战中的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有着深刻印象和忌惮，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强本弱末”之术，对豪门大户几乎是一网打尽，悉数迁移到狭乡屯田。早在公元1367年，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后，立即将一大批苏杭等地豪门富户迁徙至其家乡凤阳。八年后，洪武七年，再下令将十四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入凤阳。这次饶州大迁移，只不过朱元璋的故伎重演罢了。
　　2、为削除饶州大宗大族的势力采取移民，即对宗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族群，政府强制迁徙，并分而治之。这样，移民之兄弟皆不许居住在一起而分地安置，所以民间又称移民为“赶散”。下面的史料，有力的支撑了这一说法：
　　清康熙年间官居大学士的张英，是桐城人。他说:“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康熙《潜山县志》卷十四) 明宰相张英始迁祖张贵四、张贵七，一个迁徙到桐城，一个却迁徙到潜山。
　　3、大批贫苦失地的饶州农民或流民，被强制移民到因战乱而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狭乡之地。清初宿松人朱书记载：“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杜溪文集》卷三)。
　　不仅如此，朱元璋为了彻底消除饶州移民对饶州故土的残存记忆，更是采取了一种灭绝人性的措施。据流传在鄱阳游城一带的民间传说称，明初在饶州曾经有过一次大型的“洪武平坟”运动。即将移民的祖坟彻底夷平，以防移民认祖归宗，大宗大族死灰复燃。这也就是在鄱阳，很难发现明朝以前古坟的原因。应该说，这个传说大抵是可信的。
　　饶州大移民人数之多，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及大量家谱记载和《中国移民史》专家考证，仅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就共移民二百一十余万人。
　　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人到凤阳
　　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府，九江府移民约5千人到凤阳
　　洪武廿一年：迁江西移民30万人到黄州。
　　　　　　　　迁江西移民12.2万到武昌府。
　　　　　　　　迁江西移民9.1万人到德安府。
　　　　　　　　迁江西移民10.7万到汉阳府、沔阳府。
　　　　　　　　迁江西移民16万人到荆州府。
　　　　　　　　迁江西移民1万人到襄阳。
            　　洪武廿二年：迁江西饶州、九江府移民27万人到安庆府，20万人来自瓦屑坝。
             　 迁江西饶州、九江府6.5万人到池州府。
                迁江西饶州府移民约万人到庐州府。
                洪武廿五年：迁饶州府徽州府农民及商人24万人到杨州府各县。
                洪武卅年：迁江西移民21.9万人到湖南常德、武陵等十县。
                迁江西移民2.6万人到常德府。
                迁江西移民1.1万人到岳州府。
                迁江西移民15.2万人到郴州、永州、衡阳府。
                迁江西移民9.4万人到宝庆府。
                迁江西移民15.4万人到靖州辰州。
　　洪武年间，江西总计移民214万人，其中饶州移民近百万人。江西移民绝大多数是饶州鄱阳瓦屑坝迁出的。
　　根据有关已收集到的家谱资料的统计，皖鄂苏湘地区，明初瓦屑坝移民主要分布于：
　　安徽：凤阳、合肥、肥东、肥西、长丰、桐城、潜山、宿松、太湖、安庆、怀宁、枞阳、池州、贵池、青阳、六安、寿县、休宁、黟县、东至、望江、巢湖、芜湖、滁州。
　　湖北：武汉、黄州、罗田英山、安除、荆州、襄阳、监利、麻城、寿州、襄樊、枝江、仙桃、黄冈、汉阳、武昌。
　　湖南：长沙、岳州、衡阳、邵阳、宝庆、零陵、郴州、常德、靖县、辰州、桃源、武陵、岳阳、平江、南县、永州。
　　江苏：杨州、淮安。
　　瓦屑坝大移民鲜见正史记载，却传之于各地的宗姓族谱中。有资料显示，瓦屑坝移民后裔遍及湖北、河南南部、安徽，甚至是四川、江苏等地，但各地族谱对瓦屑坝的记载五花八门，分别有“瓦屑坝”、“瓦西坝”、“瓦家坝”、“瓦砾坝”、“ 江西瓦屑坝”“鄱阳瓦屑坝”、“鄱阳桃花渡瓦屑坝”、“瓦屑坝叶家村金鸡岭”等等不同称谓。

　　五、选择瓦屑坝为移民集散地的原因及其它
　　做为百万移民出发地的瓦屑坝，成为演绎饶州大移民的历史的起点，那么，历史为何选择这么一个鄱阳湖畔的僻静的地方，作为移民聚散之地？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选择瓦屑坝为移民聚散地原因有三：其一，饶州历来是江南富饶之地，生产先进，农业发达。加之历代战乱甚少，故而人口稠密。元末明初时，长江以北遍地硝烟，各地出现土地荒芜、尸骸成丘、居民稀少时，而饶州，却“因为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所以人口没有大的损失”，从而使饶州各县成为人口“宽乡”。其二，移民是朱元璋的重大决策，移民是政府行为，必须由官府办理。鄱阳是当年饶州府府治地，是饶州府政治中心。政府的行政命令，必须通过府再到县，抓住了府治，各县自然会跟进办事。而如果让各县自行办理移民，则不给组织管理带来不便。当年饶州府管辖鄱阳、余干、万年、浮梁、安仁、德兴、乐平等七县，选择府之治所鄱阳为移民聚散地，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从鄱阳地理位置看，鄱阳面濒鄱阳湖，北望长江，南接乐安、信河诸水，顺水路上可与余干、乐平、鹰潭、南昌，下可以与湖北、安徽州甚相通。古鄱阳是饶州的水运枢纽，周边县的移民均能乘船直至府治地鄱阳集中。移民在瓦屑坝上船后，即可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送出鄱阳湖，经长江到达湖北、安徽、湖南诸州县。其三，鄱阳县莲湖乡位于县城城西十余里的鄱阳湖区，是个四面环水的孤岛，而瓦屑坝地形又成半岛形状。饶州府各县移民到达瓦屑坝集中，既能防止移民逃离，又便于府官司员来往县城，加强管理及办证迁移。移民们从瓦屑坝乘船，过鄱阳湖出湖口，然后顺长江而下，可到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可到达湖北各府县。瓦屑坝凭着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江南移民聚散地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有一种观点也应提及，如纪连海先生认为：“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 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但是，这一观点的致命缺陷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人们既然记得和移民出发地瓦屑坝，为什么就不能记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村的名字呢？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释。从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迁移的过程中， “所至皆挂号”，落脚后更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也就是说，当年官府对移民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到一处，都必须挂号，以检测移民是否有所逃亡，以便及时追捕。而到落脚地点，更须报上登籍。而录籍人员不可能也不会愿意填写五花八门的乡名村名，带来工作上的繁重与烦难，于是便一律在新来移民登记薄上填入出发地名如瓦屑坝大槐树之类。同时，这样也能和路上挂号的措施一样，便于官府对移民是否有逃亡的核对。这样也许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饶州四面八方的移民只能记得“瓦屑坝”这一名字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