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大院的历史文化环境概略。

天柱山

　　一、王家大院所在的灵石县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晋中盆地南部边沿的灵石县，灵石县地处汾河峡谷两岸，全境为土石山区，总面积1206平方公里，现人口23.5万，共18个乡镇，316个行政村，598个自然村。
　　灵石县汉代属太原郡介休地，隋开皇十年(590年)建县。相传，时因文帝北巡，挖河开道，得一巨石，似铁非铁，似石非石，叩之铮铮有声，以为瑞，乃据石立县，以石命名，始有灵石县。该“灵
　　石”现存县城天石公园内，已面世1400余年，经有关方面考证，其含铁量达96.17%，为全国第二大铁陨石。
　　灵石东挽太岳，西接吕梁，为南北咽喉要道，自古兵家必争。境内灵石口，是大禹“打开三湾口，空出晋阳湖”远古传说之所据。险要关隘雀鼠谷、韩信岭(韩信墓)、冷泉关、阴地关、秦王岭、摩天岭等，至今犹可寻踪。
　　明清间，灵石有所谓“四大家族”之说，闻名遐迩，静升王氏家族为其中之一。此外两渡何家，以科举仕宦显赫，仅乾隆至光绪间，就有进士15人，举人15人以上。其中尤以“父子翰林”、“兄弟同榜进士”、“叔侄兄弟同榜举人”为世人称道。
　　何家在朝居官者甚多，何思钧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1900年，时任顺天府左都御史的何乃莹，曾随慈禧、光绪西奔西安，任后站扈从大臣，途中并于灵石两渡留宿。
　　夏门梁家从六世后入仕者渐多，尤以十世梁中靖为民伸冤，闻达朝野，至今梁家旧址百尺楼，犹屹立汾河岸边。
　　另外张家庄杨家，以杨尚文、杨方父子学贯中西和读书藏书、编写秘籍以及初期科技研究而“名动京师”，泽及乡梓。
　　一说“四大家族”中杨家尚不在内，而是蒜峪陈家。民间有“陈氏三贤”之誉，称第七世三兄弟思贤、企贤、仰贤俱登高位，光耀门庭。
　　在当代，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张彝鼎俩兄弟是灵石人。科学家何怡贞、何泽慧(钱三强夫人)、何泽瑛三姐妹为两渡何家后裔。著名版画家力群、牛文和著名作家胡正皆灵石籍人氏。

　　二、王家大院所在的静升镇

　　王家大院在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静升镇。静升镇东屏绵山，西望汾河，南北为黄土丘陵区，总面积53.6平方公里，自然村25个，人口近两万。
　　静升镇所属尹方村,宋代师守信、师克奇、师范祖孙三人,有“一门三进士”之美誉，影响一方，尤以元佑间师范督理江南时，因体恤民情，躬身勤政，致数省人家无不绘图挂像，铭恩纪德。故乡人由此借鉴引以为荣者广而历久。
　　静升镇所属苏溪村，有初建于唐代、宋元明重修的著名古刹资寿寺，寺内元明壁画早为世人瞩目，近年因寺内十八罗汉头像被盗，后又从台湾复归而更加名噪中外。
　　苏溪村的同治举人耿文光，是可见于史册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所建“万卷精华楼”藏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六类一百四十六卷，达八万余册。据《山西藏书家传略》载，耿著《精华藏书记》已编入《山右丛书初编》、《目录学》九卷、《苕溪隐读书谱》四卷，现藏山西省图书馆。该村嘉庆进士翟凤翱在陕西做官时，因惠及百姓，当地曾为其建造“生祠”，塑像供奉，其仁善喻及故里，成为人之楷模。
　　静升镇所属由五座古堡组成的旌介村，地处绵山脚下，传为旌表介子推之地。1974年该村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之石斧、石锛等物。1985年又发掘商代古墓两座，有包括酒器、兵器、炊具、饰物在内的大量青铜器、骨器、陶器和玉器等国家一级文物出土。
　　静升镇所属集广村，1997年还曾发现彩陶文化遗址。静升以北2公里处的帅家山、斩断焉两村，相传赵匡胤曾用兵于此。
　　此外，在距离静升不足5公里的马和乡内，有除太原晋祠之外的又一晋祠，现戏台及残碑犹存。有名贯三晋、崇祀介子推的介庙，现尚有少数碑石及屋舍。在该乡张嵩村外的山崖间，1966年还曾发现珍藏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义军抗金文书5件，为国内稀有的民间抗金史料。

　　三、王家大院所在的静升村

　　王家大院在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大院所涵盖的主要堡、巷和院落，大都在该村五里长街的中西部一带。
　　静升村现土地面积9.8平方公里，总人口6483人，其中农业人口6428人，是全县最大的村庄，也是晋中地区不可多见的大村。
　　静升古名“旌善”，顾名思义，引人遐想。可能因为语言演变，不知从何时定名静升。历史上的静升村，除早已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五里长街外，还有所谓“九沟八堡十八巷”的民居建筑。这些民居，或建于黄土高坡之上，或藏在黄土深沟之内，也有的就在坡下开阔地面。最早的朝阳堡，可看出是重建于顺治十年。
　　静升村曾有庙宇14座，儒佛道俱全。其中最为人关注者是文庙。我国文庙，一般在县城以上方有，而静升村独有，据说一是出发于兴建“庙学”，即筑庙为学，是为了授业传道育人。二是该庙建于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在此前此后汉人主政时沿用的一些条律，其时并不严究，故亦能“准县学制”而建。由此庙学及第者先后有进士十人(其中王家一人还曾参加过戊戍变法时的“公车上书”)，有举人十七名(其中王家七人)。前面提到的藏书家耿文光和翟凤翱等，就曾就学于此。
　　文庙旁建于康熙元年(1662年)的魁星楼，和距文庙不远处的王家拱极堡堡墙外的文笔塔，皆以崇尚儒学而建，至今成为景观。
　　文庙前的双面镂空石雕鲤鱼跳龙门照壁，高七米，长十米，厚一米，画面生动，寓意与文庙、魁星楼、文笔塔为同一主题，保存完好，艺术上深为海内外专家赞赏。
　　除文庙外，静升村重修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的后土庙，今献亭和正殿尚存。
　　静升村原有祠堂15座，规模最大、建筑考究者当数王家祠堂，只是该祠历经沧桑早已面目全非,现仅留戏楼一座,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还可让人想象当年气势，并有助于戏曲舞台之研究。15座祠堂中现仅存一座王家当年的孝义祠，面积虽小，却祭厅、戏台等俱全。
　　静升村原有牌坊18座，其中15座属王家，现仅孝义祠前一座孝义坊尚存，其石雕造型，工艺高超，犹可供人观赏。
　　这孝义坊原是奉旨而建，建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元年(1796年)又建成孝义祠，皆是为王氏十五世王梦鹏而建。王梦鹏本为拣举优生，以儿子入仕诰赠其为中宪大夫(四品)，只因其一生至孝，又义举不辍，义学义仓义冢，多有善行，故在乡间最为德高望重，八方称颂。其去世后竟有当朝达官刘墉(刘罗锅)及尚书等人为其撰挽诗文。同时，因其书法艺术还受到当时著名书法家翁方纲的高度评价，翁方纲因之为王家题匾，并书写了孝义坊上的“孝义”二字。另外，静升村之戏台，竟有十座之多，庙宇内有，祠堂内也有，可见村人对戏曲之钟情。出自静升村的一代名优“十三红”闫登椿，因曾做过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过门师傅，又使本村人因之进入梨园者颇多。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至今，村里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活动从未间断。
　　静升商业状况，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修建静升商会碑记，仅捐款商号，就有包括钱庄、当铺、百货、粮油、古玩、药材、杂货、副食以及各种加工业作坊在内的86家，而全县商号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数字才189家。

　　四、王家大院与王氏家族

　　灵石王家大院，为太原王氏后裔所建。太原王氏之一支最初是迁至灵石汾河岸边沟营村的(今富家滩镇沟峪滩村)，元仁宗皇庆年间间(1312--1313年)复迁静升之始祖，初为佃农，兼营豆腐，尔后人丁渐旺，以商贾起家，由读书入仕，才门庭日显。据现存《静升王氏源流碑记》，王家早在明朝天启年间已是，“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
　　静升王氏始祖最早修建的屋舍据说在村西临街的张家槐树底附近，已无文字可考。之后，临街的拥翠巷，建于康熙三年(1664年)，重修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今被称为王家巷。锁瑞巷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重修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钟灵巷建于乾隆间(具体年代不详)。还有拱秀巷内的义安院，至今仍可见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于嘉庆元年(1796年)的记载。此外，黄土高坡上的崇宁堡,建于雍正三年(1725年)。红门堡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高家崖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街外的拱极堡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总之，静升的所谓“九沟八堡十八巷”，至少有“五沟六堡五巷”基本上属于“王土”。其中有的堡子(如和义堡)虽参有异姓，但也是王家人牵头，“延众相商”，“竭志经营”而成。王家在静升的建筑总面积，粗计为1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45000平方米列入省级保护文物。
　　现已开放的高家崖、红门堡两组建筑群皆为黄土高坡上的全封闭城堡式建筑。高家崖面积19752平方米(院落35座，房屋342间)；红门堡面积25000平方米(院落88座，房屋776间)，连同孝义祠428平方米，总开放面积45000平方米。
　　高家崖与红门堡东西对峙，一桥相连，其总的特点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气势宏伟，功能齐备，基本上继承了我国西周时即已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再加上匠心独运的砖雕、木雕、石雕，装饰典雅，内涵丰富，实用而又美观，兼具南北情调，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是国内目前不可多见的传统民居建筑。故我国老一辈建筑学权威郑孝燮先生在第三次来王家大院考察后就深为赞叹地题词“国宝，人类宝，无价之宝；百来不厌，百看不厌，预祝更上一层楼”。截至目前，郑老先生已七次来王家大院深入研究。
　　高家崖、红门堡是王家在清代鼎盛期留下的一部分杰作，还有另一些建筑，目前看已难以恢复。当时的王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及祠堂、坟茔外，在本村还兴办义学，捐修文庙，开设义仓，同时修桥筑路，蓄水开渠，并赈灾济贫；在县城则捐修学宫、会文馆等，纪有诸多善行。其时，王家绅士列全县绅士的“十之一”，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别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
　　王氏家族到十八世以后，也就是从清道光年间开始，逐渐衰败，其衰败之由，除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因素外，在其本身，则主要是子弟不争，日趋奢靡，将先祖勤俭创业之优良品德尽弃。一些人不是通过读书奋进趋向仕途，却经不住以钱捐官的诱惑，竭力贪图捷径。更有甚者，染瘾于鸦片，彻底堕落，终致秋风落叶，大厦日倾。其间，虽有如21世王饮让者，到1937年，其商号除占静升半条街外，南至洪洞、赵城、霍县，北经介休、平遥直到京津一带，都还有其店铺，且生意兴隆；可芦沟桥一声炮响，日寇侵入，他的全部家业也不得不顿然收聚，而举家南迁。其后人或可子承父业，却随着时代变迁，也就渐渐散落于四川、北京和台湾、美国了。于是，王家纵为一方望族，至此消声匿迹，正史自难进入，口碑日益遥远，即在地方志书内，也一鳞半爪难得多见。如今我们只能从其族人珍存的家谱，和村里尚可见到的一些碑碣、匾额或其它资料中，力图窥其当初。这样，王氏家族留下的这一片片住宅群，便不能不具有研究价值，实用价值，包括其观光价值。从1997年和1998年相继开放以来海内外游人和专家学者热切关注的情况看，我们相信，在建筑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工艺美术范畴，以及今后旅游业的继续发展中，二百多年来，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王家大院，它一定还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更加有效地被古为今用，发挥其应有的潜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