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国时期市长留下了什么？

嘉壹书斋

　　一、首任市长潘文华：拓城、修路、规划建筑、兴办自来水工程。
　　1、拓城
　　2007年3月14日，上清寺市妇联办公楼外，合川民工李兴福正作维修后的收浆处理。办公楼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别墅，原主人即重庆首任市长潘文华。记者问他，晓得潘文华吗？李头也不抬地回答：不晓得！
　　潘文华，字仲三，川西仁寿人，历任川军33师师长、国军23军军长等职，二级陆军上将，1949年12月率部在彭州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间毕竟太久远了。”文史专家杨耀健说，“潘任市长是1929年，距今78年了。”
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称，“潘对重庆的最大贡献是拓城。”自192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后，“市”才正式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区别于省与县。重庆建市伊始，地界模糊，主城局促。早在1926年潘任重庆督办时，他就开始了拓城准备，因为“以重庆市区30余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面积容之，其拥挤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则无法解决。”由于主城两江环抱，拓城只能冲出通远门，“当时的通远门外，累累荒坟数十万座，人称棺山，也是市民的祖宗墓地，哪个敢动？”但行武出身的潘文华力排众议，坚决迁坟，“否则，重庆将永远困在一个死凼凼里！”并任命川军旅长郭勋祺任迁坟局局长。经1年多努力，将坟全部迁走，开拓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上清寺到曾家岩、从牛角沱到李子坝的“新市区”。
　　2、修路
　　潘文华的拓城与修路是同时进行的。成都市文史专家、潘文华嫡孙潘夕潮对此有深入研究：上世纪20年代末，潘亲自规划的主城三大公路开工了，它们以现渝中半岛山脊为界，分别叫中区干线、南区干线（沿长江）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中区干线于1929年8月完工，由七星岗经上清寺到曾家岩，全长3.5公里，路宽20米（含人行道），底层砌碎石，上层敷三合土，是为我市第一条等级公路，“因潘文华崇敬孙中山，取路名叫中山路。”潘夕潮说，“并分为四段，上清寺叫中山四路。”
　　在上清寺住了60年的郭竹玉说：“当时这条路一下雨就成泥浆浆，有车过得赶紧拿伞挡着，不然全身都会弄得稀脏。”正因为有了路，重庆拓城迈开大步，向西冲破佛图关，将一个叫沙坪坝的小镇扩展成文化区；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特别是抗战内迁后，潘文华的继任者，市长蒋志澄、吴国桢、贺耀祖等，在拓城上无不殚精竭虑，一座有规模的近代城市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
上清寺，则成了达官贵人新居的首选地。
　　3、规划建筑
　　建筑，是近代重庆的见证
　　上清寺为何能吸引那么多有钱人的目光？79岁的退休干部高原解开了这个谜。高是30年代搬入上清寺生生花园的，“当时上清寺环境安静，嘉陵江对岸的江北，除相国寺外全是农田，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田园秀美，江上号子如歌，那可真是居家的好地方啊！”与王沂东、何多苓等齐名的中国著名写实画家袁正阳，70年代从上清寺走向军旅，今年春节他回到故乡，感叹这条街是重庆变化最小的，“因为许多老建筑保留下来了。”
　　当年的市长潘文华在拓城时，对上清寺作过认真规划，“这里当时属城郊，建的全是高档住宅。”杨耀健说。如果从上清寺街心花园算起，老建筑起点是民主人士鲜英私宅特园；从特园向西是宋子文公馆怡园（现上清寺派出所内），再往李子坝方向，则分别有生生花园、史迪威旧居等一系列别墅群，“特园斜对面是范庄，原川军将领范绍增的私宅。”市设计院的谢超感叹道，“可惜给拆了！”
　　从范庄往曾家岩方向走，路中段左侧是张治中将军的桂园，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住这里。出桂园往前30米是求精中学，“它早年是教会学校，黑砖砌的西式建筑，二战时曾是远东盟军司令部。”媒体记者毕克清楚记得，“1978年，我在求精读初中，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大群美国人，下车后激动得又哭又笑，后来才知他们年轻时当兵驻扎在这里。”出求精中学前行，就到了市妇联原潘文华公馆，再往前，即著名的曾家岩50号，人称周（恩来）公馆，其左侧是军统头子戴笠公馆，斜对面是现市委5号门，入内，有一幢罗马廊柱洋楼，“那是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陶维全称，如今的市委2号楼，早年是宋美龄别墅，现农委办公楼，是李宗仁住宅，旁边，则是解放后先后住过邓小平和任白戈的小楼。
　　4、兴办自来水工程
　　“我搬到上清寺时还没有自来水，大家都去江边挑。”郭竹玉说，“后来有了自来水，一条街只有几个水站，买水牌才能去挑；到上世纪60年代，曾家岩街上也才只有一个水站。”张仲称重庆有自来水前，用水主要靠人工去两江挑，“挑水成为一个行业，全市挑水工有两万余人，他们住的地方就叫水巷子。”
　　1929年春，潘文华兴办自来水工程，选城区最高处打枪坝和嘉陵江边的大溪沟观音梁作为厂址，两厂间接一根直径500毫米、长2080米的水管，利用山势落差供水；1933年3月1日，自来水工程正式送水，全市设售水站10个，日供水量2000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以至抗战时徐悲鸿到重庆后，绘《挑水图》并诗：“忍看巴人惯挑担，涉登百丈路迢迢。”上世纪40年代，从第6任市长吴国桢起，又先后在北碚、沙坪坝、李家沱等建水厂4个，供需矛盾稍有缓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居住结构的变化，自来水才流进一家一户。”

　　二、张笃伦：改变城市空气的德政
　　因缺水，早年重庆的厕所不冲洗，一到夏天，臭气难闻，“以至驻防的一个川军师长，每天早晨让人抬了滑竿，去通远门外的荒坡屙屎。”杨耀健说这不是笑谈，史书有记载。重庆公厕的改变离不开张笃伦，他是1945年上任的第8任市长，市民称“公厕市长”。
　　重庆有公厕前，不少市民有随地拉撒的陋习。张笃伦整顿伊始，先是禁止白天运粪，再兴建有砖墙的公厕，采用隔离式蹲位，安装自来水管冲洗，并扩建下水道，使千百年来每到夏天就臭气烘烘的城区终于清新了，市民称之“德政”。因公厕是政府修的，故又叫官茅厕，袁正阳还清楚记得，上世纪60年代他读人民小学时，学校大门左边就有一个巨大的官茅厕，那是附近上千户居民的水火出口，“由于公厕少，一大早仍有人推着板车，沿街高喊倒尿罐。”

　　三、解放初期三任市长各有建树
　　重庆解放初期的两任市长是陈锡联和曹荻秋，第3任市长是任白戈。他们都在重庆留下了光荣足迹。陈锡联从二野三兵团司令员任市长，在治乱、荡涤污泥浊水、巩固新政权方面卓有建树，但他任职时间不长，即调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曹荻秋和任白戈则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将千疮百孔的旧重庆恢复建设成西南最大的工商重镇，为数十年后的第三次直辖奠定了基础。
　　1、曹荻秋每周三天下基层
　　1951年1月曹荻秋接任市长。曹荻秋，1909年生，四川资阳人，土地革命时期曾领导广汉暴动。1949年6月，曹任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长率队西征，“曹到重庆后口碑非常好，他作风朴实。”党史专家艾新全介绍说，自入城后，曹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三天下基层调研，“他几乎走遍了全市所有工矿企业，对收拾烂摊子，做到了心中有数。”
　　曹的建树至今仍醒目。解放初的重庆市政建设十分落后，自来水只及主要街区，全城下水道仅长119里，污水横溢，公共交通简陋落后。任市长后，曹开始实施江北、南岸和杨家坪增建自来水工程，组建市公交公司，筹建无轨电车工程，并按刘邓首长建议，将市委机关从枇杷山“王园”（王陵基公馆）迁出，改建成枇杷山公园；拨款130亿元（旧币），将已停办的川东师范扩建成市文化宫，同时将市政府从杨森公馆的“渝舍”迁出，扩建为市少年宫。这一系列工程，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许。“我记得当时重庆的无轨电车是非常先进的。”83岁的冯三义，当时任重庆电车工程负责人，“1955年通车时，从上海进的20辆电车从朝天门登岸后，全市万人空巷，轰动一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文化宫、少年宫、大田湾体育场、市北区干道、两杨公路，仍记载着这位市长的心血。期间，曹荻秋还主持了重庆的“一五”规划实施，重点项目有重庆电厂、长寿电厂、重庆塑料厂、长寿化工厂、重庆肉联厂等骨干企业。
　　2、任白戈建重庆八大剧团
　　曹荻秋1955年调上海后，任白戈接任市长。作为重庆的第12任市长，他任职达12年之久，给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任白戈，南充人，生于1906年，曾留学日本，30年代在上海任左联秘书长，积极参与国防文学论战，其清新文笔在青年中影响很大，“重庆刚解放时，我在蜀楼（今儿童医院）听刘邓首长宣布市委常委名单，其中就有任白戈，我很吃惊。”陶维全说，“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没想到，重庆竟有这样一位大作家来当常委。”
杨耀健对任白戈主抓重庆的文艺赞赏有加，“五六十年代，任白戈亲手建起8大剧团，包括京剧、话剧、川剧、杂剧、歌舞、曲艺、木偶等，许多节目在全国都有影响。”
　　譬如重庆话剧团1952年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就是任白戈抓的，再现了成渝铁路通车这一盛典，在重庆演出135场，引起巨大轰动，后又调演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市剧协副主席、川剧《金子》编剧隆学义说，任对戏剧有感情、更有研究，只要工作许可，他经常去剧团参观排练、提意见，戏完退场后即与演员围坐交流，“一点没有市长架子。”50年代末，重庆川剧团赴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戏曲调演，“大获全胜，除张德成获荣誉奖外，成书仿获一等奖，袁玉堃、许倩云、吴晓雷获二等奖。那时的重庆川剧，人才辈出，生旦净末丑均各有七八个后备角色，每天晚上各剧场灯火辉煌、欢声雷动，有时买票要排几天队。可以说，川剧自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是它的黄金时代。”
　　市委离休干部陈虹称，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的出版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任白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雕塑系和园林局不能撤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粮食困难，为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供给，“四川省粮食厅的工作做得真细。”陶维全记得，“在一次由任白戈主持的压缩会议上，四川方面认为，四川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老师比学生多，必须撤销；巴县中学等一批学校必须撤销，再有就是园林局必须撤销——理由是现在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种花种树给谁看呀？”
　　会上争得厉害。最后任白戈发话了，“他当时毕竟还兼任副省长，说话有分量。”任白戈说雕塑系不能撤，“因为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雕塑系之一，你们今天可能看到它是在吃干饭，但明天它将发挥的作用你们清楚吗？”同理，巴县中学也不能撤，“因为教育是未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任白戈有远见，否则就不会有大型雕塑《收租院》、重庆不会涌现一批影响全国的雕塑大师、也不会有毛主席纪念堂那些精美的雕塑作品，而名校巴县中学，又岂能培养出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
　　关于园林局的去留，则因任白戈非常注重绿化，“让黄葛树进城”就是他提出来的，“因为重庆的土质气候适合黄葛树。”任白戈说，“编制可以少一点，但机构和功能必须保留！”
　　4、川渝共谋发展不可偏废
　　任白戈任市长期间，提出过“三江理论”。所谓“三江”，一指温江，即成都平原是粮仓；二指内江，即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三指江津——代指重庆工业。其核心是全川发展要一盘棋，不可偏废。在1965年西南局贵阳会议上，任白戈大胆地放了一炮，认为当时全省的发展思路有问题，过分偏重川西，忽视了重庆，“这是一种炮舰政策，不对！”
　　“应该说，任白戈主政期间为重庆发展打下了基础。”艾新全称，重庆工业的门类进一步齐全，特别在能源工业，包括重庆发电厂（507）、长寿电厂的建成。二是农业方面，任白戈主政时正好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正是由于公社化，重庆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三是修通川黔铁路，它于1964年通车，极大改变了渝黔交通；四是重庆市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提升，“任白戈在重庆树立了一大批英模人物，如全国劳模黄荣昌、少年英雄刘文学及红岩群英谱中的江姐、许云峰等，影响了几代人。”
　　斯时重庆，辖区扩展为7区（市中区、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和大渡口）3县（巴县、綦江、长寿），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