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愿出“毛选”全集？

天柱山

　　核心提示：毛泽东逝世后，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革”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人，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本文摘自《龚育之自述》龚育之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香港版散装毛选和花800斤小米买东北版精装毛选

　　1948年秋天，我在香港读到过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那时，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办了不少报刊和出版社，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在这里可以公开发表，我得到了饱读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在长沙读到过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那是公开发表的；读到过《论联合政府》，那是私下流传的；读到过日本投降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也是私下流传的，而且只知是朱德的电报，对其口气和文风(对蒋介石称“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却不知是毛泽东的手笔。
　　1948年10月初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那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进步学生间私下流传得就相当广了。毛泽东著作极大地吸引着我，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
　　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黄，因为要查阅毛泽东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在斯大林动议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辑“毛选”了

　　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那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所以，1951年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了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1949年5月6日已经发稿，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6月底就会出版，希望（前）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由于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100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1951年10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分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券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1960年才出版。
　　毛选四卷出齐以后，毛泽东不准备接着就出第五卷
　　第四卷出版，包括建国以前毛泽东全部主要著作的毛选四卷就出齐了。
　　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1962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1956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1964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从毛选四卷中选出若干篇，又从建国以后的著作中选出若干篇，供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建国以前著作那部分，主要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这是编毛选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篇重要著作，1961年已经在党内印发过；建国以后著作那部分，有已经在报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新整理发表的。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包括建国以后若干篇重要著作的选读本，可以满足急迫的需要，毛选第五卷的事暂时没有摆上议事日程。
　　由于经不住不断提出的进言和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可以选择他建国以后的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一篇篇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于是，1956年讲的《论十大关系》，于1965年12月在党内印发了，印发时中央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份整理稿还不满意，先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将来修改。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讲话)，1966年2月在党内印发了，这是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之后，王任重最先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经彭真、陆定一、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推敲修改，再经毛泽东认可，才发出的。我因跟随许立群到了武汉，偶然地得到机会，参加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推敲。

　　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

　　毛泽东逝世后，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革”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人，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选第五卷，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五卷就不再发行了。

　　将论《红楼梦》的内容收入《毛泽东论文艺》

　　1984年我接待外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不但向他介绍了毛选过去版本的情况，也向他介绍了毛著今后编辑出版的规划。
　　我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目前计划出一系列专集。已经出版了三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将要陆续出版的，有毛泽东文艺工作文选、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文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的早期著作集，还提到要新编一本包括毛泽东建国前和建国后最重要著作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我没有直接回答施拉姆关于选集第五卷是否修订、第六卷、第七卷是否出版、全集是否出版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告诉他，那些计划已经搁置了。
　　我没有告诉他的，是另外一项计划，即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编辑，基本上包括全部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的，都收集在内，但不收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它只是在内部发行。从1987年开始出版第一册，直到1998年出齐十三册，这可算是一项大工程。
　　我离开文献室后，还帮助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对毛泽东诗词，我主张还是出选本，对过去的选本可作一些增补，不必出诗词全集。后来取了个折中，不称诗词全集，也不称诗词选，而称诗词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的更进一步的增订，我建议增加一组集纳的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还建议加上毛泽东1937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周扬很赞成公开发表这封信。这次出《毛泽东文艺论集》，我又旧事重提，建议把这封信收入，得到了同意。
　　《毛泽东文集》八卷，是毛著编辑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它的特色之一，是整理发表了毛泽东许多重要讲话和谈话的记录。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了，整理他的这些记录稿不可能得到他的首肯了，编者就需要特别地谨慎从事。
　　毛泽东作为一个著作家，只愿意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整理，交给读者，传之后世。他不赞成出他的著作的全集。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伟人，人们要了解他，研究他，要尽可能完全地搜集他的著作和讲话，要考证和比较他的著作的版本源流，这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