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博物馆，3万件藏品讲述一位东北人的晋商情结。(黄欢)

王义方

　　1998年以前，东北人薛岩，这位哈工大硕士、英国温布尔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与晋商文化毫无关系。一切的转变，就在1998年那次山西太原之行。1998年以后，他自掏腰包，走遍各地，数十年如一日地收集晋商文物。晋商情结，不一定山西人才有，说的就是他。

　　从一份晋商合同开始

　　1998年的一天，薛岩到太原出差。经朋友介绍，他随几个朋友来到一个古玩交易市场。在这个破旧的市场中，薛岩很快就被一样东西所吸引。
　　在一个卖晋商文书的小摊上，他看到了一份合同，商人之间互相买卖的合同。整个合同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山西股份制已经非常发达，在合同的最后写着这样一句话：“倘有私心，神灵监察。”在如今常见的合同中，人们通常会用法律手段来约束。而这份合同上透露出来的，却是道德的约束，比制度的约束要强。
　　这份合同成为薛岩的第一份关于晋商的收藏品，过去的晋商是怀着怎样的心态从事商业的？这个疑问引起了薛岩极大的兴趣。
　　而这次山西之行，让薛岩和晋商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决定建晋商博物馆

　　从那时起，薛岩开始关注晋商，陆陆续续地收集文书资料。
　　在查阅文献、史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关于商人的记载很少。不管是官方资料，如《四库全书》《清宫大案》，还是其他，极少有关商人的记载，山西商人的记载大部分是口述流传下来的。
　　此后，薛岩开始行走于一些旧货市场。在这些市场中，文书资料很便宜。收的时候，他经常一捆一捆地买。
　　对于这些文书，很多老百姓看不懂，甚至把一些文书拿回家当作糊墙纸。薛岩觉得甚是可惜，他说，只要翻一翻，就能从里面发现很多好东西。
　　随着资料日渐增多，他对晋商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也日渐增多。晋商作为商帮之首，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发迹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并以著名的票号(银行)经营，在清代时攀上顶峰。古老的晋商文化中，有很多理念都是当下经济体制的前身。他说，从晋商身上他还看到了商人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这种感觉非常强。
　　比如，当时明末清初的时候，政府修长城，从国家利益角度讲，都是由商人帮助政府来完成。遇到战争，晋商出了很多力，运送粮草，包括后期供给。实际上，商人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
　　研究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对于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启发。可惜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还不如日本。
　　早在民国年间，日本人在山西大肆抢购了一批晋商的文书资料并悉心研究，上世纪50年代还成立了国立级别的东京晋商研究所。他说：“很多国际知名的日本企业如三菱商社、松下电器、丰田汽车等，无不学习晋商的管理理念，其组织结构与经营理念都渗透着晋商文化的精髓。”
　　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抢救被历史湮没的晋商文物，建一座博物馆。

　　晋商500年万件藏品

　　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山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无数次探寻的脚步。薛岩陆陆续续地寻访许多收藏家、收藏爱好者。在文书资料增多的基础上，开始扩大一些范围，包括印版、图章、照片以及其他器物。
　　在清苦的奔波中，收集过程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艰辛。
　　许多爱好收藏的人都将自己的藏品视为珍宝，遇上竞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一天，薛岩与一位日本人一同看上了一张1908年山西渠家在俄罗斯票号的照片，在抢购中薛岩比对方多付出了3万元的高价，最终获得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不仅如此，有时候卖家答应给了，但是如果有人出高价，卖家就会把珍宝转给他人。
　　有一次，薛岩得知一个叫德顺号的商号有一套9枚的图章，是全世界仅存的各类样数最全的图章，抬头章、骑缝章、印花章等等，像现代企业里面全套的营业图章。
　　刚开始只找到了四枚图章，为了完整地弄到这一套图章，他找到了临池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的主人是个70多岁的老人，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老人拿出了一枚。当问及还有没有时，老人说“没有”。
　　于是薛岩买走了。
　　第二次拜访的时候，老人又拿出一枚，价钱也更高了。再问他还有没有时，他的依然回答是“没有”。薛岩在买走后，越想越不对。
　　第三次拜访的时候，老人说这次是真的“没有了”。一细问才知道，这次不是没有了。而是老人将剩下的图章，高价卖给了别人。
　　薛岩沿着这个线索几经打听，得知图章在一个香港收藏家手中。于是，又跑到香港，几经周折，前后几年的时间，终于把整套图章收集齐了。
　　薛岩说，爱好收藏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转给别人。但是大多数人，被他这样一个非山西人的坚持和执着所感动。关键是大家最终的目标都一致：想把这些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他拜访的这些收藏家中，有老有少，大多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薛岩尊称他们为老师。后来，还有的结交成好友，人民银行的刘建民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廊坊的石长友，榆次旅游局的陈晓建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积累，他通过各种渠道收藏到了明清两代，跨越晋商500年历史的几万件藏品，包括图章、印钞版、文书、银票、契约和合同等等。

　　从小馆到大馆

　　到了2003年，薛岩收藏的文物已经近3万件。薛岩开始有些发愁，因为没有地方存放。
　　此后不久，薛岩得到了好友山西阳泉远鑫集团总裁赵笑长的帮助。很快，他就将自己几万件藏品搬进了位于海淀区紫竹院路的81号院内400平方米的房子里。
　　搬进去的同时，博物馆的手续也办了下来。在这个不算大的房子里，薛岩的博物馆想法总算得到了实现。
　　条件虽然简陋，但名声还是不胫而走。
　　虽然博物馆没有正式开放，但已经有许多人慕名而来，这其中，包括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马自树看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国家、为民族保存这么多文物，保存这么多文化，保存这么多的金融资料，这是民族大幸，国家大幸，文化大幸。”
　　小博物馆渐渐有了影响力，自然让薛岩感到高兴。但随着藏品的继续增多，他又开始担忧：文物保存，对灯光、温度、湿度都有要求。而且，由于文书纸质缘故，面临着不易长期保存的困境。
　　就这样，建一座大的博物馆提上日程。这个想法得到了好友赵笑长的大力支持。
　　2006年12月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58号院举行了奠基仪式。
　　两年后，这座中式风格的院落，就是现在的北京晋商博物馆。薛岩成为馆长。并且即将正式对外开放。
　　薛岩说，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都可以面向公众。

　　晋商道德的约束

　　记者：您能收集到这么多藏品，您现在是什么心态？
　　薛岩：一件好的东西，什么时间出现，什么人碰到了，这就是缘分。
　　记者：您收藏的这么多藏品中，哪一件您印象最深？
　　薛岩：民国二十八年太谷县永义长当铺在沈阳的分店给总店的一封信函和几份清单，记得信中提到：在掌柜和东家因战乱失去联系的三年中，分店仍能兢兢业业地料理号事。这说明当时道德对人的约束很强，要是换到现在，早就卷着钱跑路了。
　　很多人对山西老板有偏见
　　记者：山西阳泉远鑫集团总裁赵笑长是博物馆的投资人，也是您的好友？
　　薛岩：是的。我们是好朋友，他和我的那个想法一拍即合。他很了不起，尤其是作为私人企业家投资建博物馆，因为商人毕竟还是讲究利益的。
　　记者：以前接触过山西商人吗？
　　薛岩：接触过。我和赵总就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在社会上，很多人对山西的老板有偏见。我的感觉，山西的老板很多是很有理想、很了不起的。公益性博物馆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难以保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建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解决？
　　薛岩：确实是这样。由于文书纸质的缘故，使我们面临着保存的困境。目前晋商博物馆还不敢将所藏的文书资料全部展示出来，因为文书资料对灯光、温度、湿度都有严格要求。我们下一步建的博物馆便会有更多的空间陈列，对温度、湿度都会有更多的考虑。
　　记者：私人博物馆在国内也多有所见，但困境也不少。博物馆还将面临着维持的问题。有没有想过怎么来经营？
　　薛岩：我们建博物馆的目的是以公益为主，它自己本身是无法经营的。我们会用其他的项目来弥补。新博物馆建成后，我们将对公众开放。现在的想法是免费，即使要收门票也不超过20元，同时博物馆里还有一些免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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