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宁化石壁与客家迁徙运动。

嘉壹书斋

　　宁化石壁现在属于福建省三明市、是宁化县禾口乡地区。它曾被人称为：“客家祖地”、“客家摇篮”、“客家集散地”、“客家中转站”、“客家乐土”，等等。这么多的称号，究竟怎么一回事呢?诚然是从不同角度而说的，但归根结底是与客家迁徙相关而提出来的。
　　本文拟从客家迁徙运动在宁化石壁这一特定环节，探索其作用和意义。

　　一、宁化石壁的地理位置和原住民

　　宁化县位于闽西、毗邻赣南，古称黄连峒。唐高宗干封三年设置黄连镇，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升为黄连县，天宝元年改称宁化县，属汀州。石壁位于宁化县的县城西约23里，古称玉屏，是有一百多里的开阔盆地，被武夷山中段的东麓所围遶，蜿如天然屏障。宁化县处在深山却是闽江、汀江、赣江和韩江上游，东可从九龙溪经闽江达到东海，南从小溪经汀江达粤东韩江，西从琴江入赣江北达长江流域等，有开辟水路交通的优越条件。陆路交通有西边的“石溪岭脑”的站头隘口，沟通赣南的石城县。水陆交通方便，确实得天独厚。还有蜿蜒南北的武夷山脉既为屏障，又无巨石硝壁，却环山抱水，溪水缓流，林木茂盛，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气候温和，一望平川郁郁葱葱，寒冬腊月依然满目翠緑，充满生机，给农林畜牧业提供良好条件。
　　闽西比赣南建治较晚，封建统治也较弱。设治最早的漳州是在唐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6年)。汀州设治是在唐玄宗开元廿一年(公元733年)比赣南在三国孙权时分庐陵郡设南部都尉，晋武帝罢都尉设南康郡，隋文帝改南康为虔州晚了数百年。当时汀州管辖的长汀、黄连、新罗(今长汀县西南)三县，广袤五百余里，山深林茂，“蛮僚”聚居。落后荒芜，封建势力鞭长莫及。
　　“蛮僚”、“峒蛮”，在隋唐时是闽粤赣边的居民，到了宋代才专称为“畲民”。他们自称为“山客”，意指住在山里的客人。他们最迟在隋唐即公元7世纪初，就生息繁衍和劳动于闽粤赣边山区。据清光绪《漳州府志·古迹》记载：唐高宗派陈政和陈光元父子率军镇压“蛮僚”反抗，进入闽粤，其军只到达“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之龙溪(今漳州的九龙江)以江为界，插柳为营”。这是说，当时镇压“蛮僚”的官兵只驻扎在九龙江以东，江的西边是“蛮僚”聚居地，官兵不敢轻意进占。明末顾炎武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卷》曾叙述此事，曰：“唐初，陈元光所镇压的汀、漳一带‘蛮僚’，以盘、兰、雷为姓，信奉盘瓠传说”。《资治通鉴》记载唐代镇压“峒蛮”起义，曰：“唐昭宗干宁元年(公元894年)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率万人击之，蛮解去，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杨清澜撰《临汀汇考·畲民》卷三也记述其事云：“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南宋刘克庄撰《后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漳州谕畲》一文写道：“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的生活习惯，唐代刘锡禹的《竹枝词》描述，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金钏银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李商隐的《赠田叟》诗，有“烧畲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之句。唐代诗人以民歌形式赞赏畲民在闽赣边古称黄连峒一带生息劳动。
　　宁化石壁自然和人文的地理环境，为客家迁徙运动起的作用是多样的。现分述如下：

　　二、宁化石壁地区是一片乐土

　　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研究客家迁徙历程，指出：客家先民受战乱的影响，从两晋南迁到皖豫鄂赣的长江南北两岸和赣江下游的栖地。其实，这时已有客家先民栖止于赣南。据江西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记载：西晋怀帝永嘉五年郑氏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东晋义熙八年壬子，郑氏兄弟迁徙南康揭阳县。又据广东惠州龙岗区《鹏城赖氏族谱》记载：“三十世硕公号筑室翁迁赤松坪(今宁都县)，三十二世得公由宁都迁宁化石壁，三十三世标公迁上杭古田里，五十四世沙宾公迁长乐，五十八世厚公迁归善县淡水”。〔1〕再据赖际熙撰《崇正同人系谱》卷2《氏族》钟氏条：“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颖州，生三子，长曰善，次曰圣，三曰贤。元熙二年，避寇南迁，……贤则徙居江西赣州”。〔2〕这些说明两晋时，客家先民南迁已有少数氏族迁到赣南居住了。客家先民迁居赣南是少数的原因，可能与闽赣边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它在上饶以南、赣江以东和闽西旧汀州，都处于自北向南武夷山的重岩叠嶂与毗邻地区隔絶、形成相对落后为“蛮僚”、“峒蛮”聚居的山区，也是汉族势力难于染指之地。如在五代十国割据时，该地区北有李升的南唐，东有王审知的闽国，西有马殷的楚园，南有刘龚的南汉，这些封建割据王国都无力扩张到此，遂成为“山高皇帝远”的封建统治空白。唐末黄巢起义、领军横扫十余省市，行军作战采取流动方式，也没有进占该地。唐僖宗干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率军渡长江，入江西与王隐重相配合，一举攻占虔州(今赣州)以及武夷山西麓的各州郡县。为探明入闽道路又进兵宁化石壁，终因该路险阻不便流动行军，折还虔州引兵北上，攻陷吉安、上饶。随后，移师浙江，自衢州至建州(今建瓯县)劈山开道七百里入闽，攻进福州。唐干符六年二月(公元879年)又从福州经泉州、漳州入粤，攻陷潮州、广州。黄巢大军流动方式的行军路线，从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插页“唐末黄巢行军图”，见其避开武夷山脉蜿蜓的闽赣边区，使该地成为“侥幸未受巢害”的乐土。
　　贫民老百姓是否风闻黄巢大军就躲避逃跑?史书记载：黄巢率军进攻洛阳和长安时，“闾里晏然”安居乐业，老百姓夹道观看。也记载：黄巢“所过不掳掠，惟取丁壮以益兵”，“所至吏民逃溃”。可见，赣南贫民老百姓害怕黄巢抓丁补充队伍，“吏民”害怕自己为非作歹被黄巢惩罚，一遇风吹草动，闻风“逃溃”确实有之，赣南客家先民随之举家全族迁居闽西“乐土”也就很平常的事了。罗香林教授罗列移居闽西的十九个客家谱籍，其中有刘、孙、廖、虞、洪、罗、薛、李、温、蔡等十个姓氏的祖先，因避黄巢兵乱迁居闽西。〔3〕宁化石壁地区遂成躲避战乱的一片乐土。

　　三、宁化石壁是客家先民迁徙的中转驿站

　　宁化石壁为中心的地区成为客家先民迁徙运动的中转驿站，是由其特定条件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
　　从地理上的自然环境说：武夷山脉既作为屏障，免受邻区动荡，有安全保障的优越，又受到它的局限，与邻区隔絶，扩展了人迹罕至的落后。但在武夷山中段它有“石溪岭脑”的隘口，为沟通闽赣之间的交通捷径，还有开辟水路交通，远往邻区的条件，加上石壁周围地势平坦，有方园百里的自然盆地，便于人们往来停留居住。所以，邻区一遇社会不稳，若有风声鹤唳，人们便蜂拥前来寻找乐土安居，以求生存发展。
　　又从人口的增减而言：据《宁化县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宁化全县人口为五千人。经唐末五代至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宁化全县人口增到一万五千人。从天宝元年到元丰三年的三百余年，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的纷争，客家先民因而再次迁移到闽西，宁化全县人口不过增加一万人而已。但从宋神宗元丰期间到宋理宗宝佑年间(公元1253年至1285年)约170余年，宁化全县人口猛增到十一万余人。从南宋末年到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宁化全县人口却猛减到四万四千人，以后，一直保持四万余人的适度。宁化全县人口为什么这样暴增暴减呢?这显然是大进大出的人口流通的结果。这也反映客家先民迁徙运动在宁化石壁起着寄居的中转站作用。
　　又再从赣南客家姓氏谱籍而言：据《丰城县志》记载：该县谢氏在唐末原居虔州，因黄巢起义，从宁都迁往宁化石壁。又据朱祖振编《石城客家姓氏·石城谱》记载：豫章(今吉安县)罗氏，其四十五世罗尚立者在元代时，由虔州迁往汀州宁化石壁。该谱还记载：在赣州居住的孙、利、池、严、张各姓氏迁往宁化，有的继续迁往汀州各县。《太和王氏谱》记载：东晋琅琊王氏、王导传至十三世王涣之，任虔州刺史留居虔州，其后裔玄郎徙石城，不久迁往宁化。《宁化谱》记载：唐时郑颜华由石城处迁至宁化招贤里。又据：赖启华主编的《早期客家摇篮——宁都》刊载的《宁都客家部分姓氏迁徙表》中收集了50个客家姓氏，其中有25个姓氏明确记载迁至宁化，有6个姓氏简单地说迁往闽西，另有14个姓氏没有说明迁往何地。〔4〕由此可见，宁化石壁的确起着赣南客家先民迁移时的驿站作用。

　　四、宁化石壁是孕育客家族群的摇篮

　　客家族群、群体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人——客家先民形成一支独特的族群、群体要有长期过程和必要条件。客家先民从两晋到宋初的数百年，为了躲避战乱、天灾人祸，从中原渡江、不断南迁，从无间断，难得喘息，要取得形成族群、群体的条件，真是难矣哉。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的“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一节，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基于外缘、天截、内演三种重要作用”。对罗氏所提“三种作用”的“民系形成的通则”，本文暂不作评价。但是，他认为促成这个“通则”发挥其作用，是与其迁徙的“移民运动”紧密联系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客家族群、群体的形成秘密，得到一个启发。罗氏在该书中从十八个客家姓氏谱籍，指出：在宋代的客家先民“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响”，又掀起一次迁徙运动。然后按其迁移起程地点、迁移年代、迁移途径、栖止地点等，列表制作其迁徙的详情细节。现从迁移年代看，絶大多数是在宋末期间，只有少数是在元代初迁移的。从起程地点看。在安徽江苏起程的是个别，在赣南起程的有6个姓氏，在闽西起程的有11个姓氏，其中写明在宁化县起程的有：丘、邓、刘、巫、张、温、吴、罗等8个姓氏。他们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居住在宁化县过着太平安居生活，约有140年。如果从宋徽宗、钦宗到南宋末才移居，在宁化过日子也有170年。这次迁徙当然有外族入侵、内政腐败、躲避动乱的动机，也有山多地少、人口膨胀、另寻“乐土”的动机，说石壁有“三十八个坑，七十二个窝棚”的话来形容人满之患。再从迁移途径看：不外乎走两条路线。一条是宁化——清源——长汀——上杭——永定，再向粤东一带；另一条是宁化——石城——瑞金——会昌——寻邬再向粤东北一带。从其栖止地域看：有些在汀江下游各县，主要在粤东的大埔、梅县、兴宁、平远、蕉岭、五华、龙川、河源、惠阳、南雄、曲江、翁源、始兴等地。〔5〕现据众所共识，认同为：凡一个民族及其族群、群体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其中必须有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地域，有凝聚族群、群体的共同经济生活条件，有本族群、群体和个体社交活动的共同语言，有本族群、群体的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等等。从这些共识，印证罗氏所提示的这次迁徙详细情节，便不难发现客家族群、群体的形成秘密。
　　首先看长期生活的共同地域。清康熙时李世熊撰《宁化县志》写道：“客家先民自中原南下迁赣，再由赣入闽，复由闽移粤，其与石壁发生寄居关系，盖亦时势与地理使然也”。此话是符合客家先民迁徙史实的概括，具体言之：客家先民在前次迁移栖止地赣南，因受黄巢起义、藩镇割据的战乱影响，“再由赣入闽”在宁化石壁“寄居”。其实有“寄居”一面，也有长期居住的一面。在北宋到宋末元初，又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战乱影响，“复由闽移粤”，栖止于粤东、粤北各地。这就说明瞭唐末五代的赣南、宋代的闽西、宋末元初的粤东和粤北等闽粤赣边山区，是客家先民世世代代栖居、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地域。客家先民得到这块共同地域就获得了形成客家族群、群体的先决条件。
　　其次，看共同经济生活的条件：闽粤赣边是被重山叠岭所分割而隶属于三个不同省区，其水系各有自己的不同走向的山区。但是，从山区的整体而言，是以耕作土地为衣食泉源的小农社会。客家先民移居此地，繁衍后代，靠自己双手劳动，靠山地贫瘠薄土，靠赣江上游、汀江和梅江水土而农耕生活，打造了虔州、汀州、和清代重置的嘉应州等所属各县城乡市镇，为共同经济生活中心。这样，客家先民便获得形成客家族群、群体的必要条件。
　　再次，看共同语言的形成。闽粤赣山区的原住居民，如上所述是“蛮僚”、“峒蛮”，讲苗瑶语系的畲瑶族人。据《畲族简史》考证，众多认为畲瑶两族同源于武陵蛮、至迟于公元七世纪初就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客家先民比畲瑶族人晚来该地以后，与畲瑶族人混杂在一起居住。客家先民从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汉族文化的文明生活方式，具有巨大的磁吸力，对畲瑶族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事物的影响作用总是双向的。客家先民影响畲瑶族人，反之，畲瑶族人也会影响客家先民，应当说是互相影响的。现以人际交往工具的语言以说明他们互相影响的作用。客家先民讲的语言是中州古汉语。南迁以后的栖止地从广袤平原变为偏僻山区，客观环境变了，与中原汉人隔絶疏远了，与畲瑶族人杂居亲近了。作为人际交往工具的语言，随着时空推移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有凸显的地域性。它以古汉语为基础吸纳畲瑶族语，演变成为独特的一种方言，即客家话。例如：客家话叫母亲为“阿姆”，叫臭虫为“干蚍”，是吸纳畲语而来的。客家话把“咬”说成“啮”与瑶语同音。畲语叫房屋为“寮”，客家人用茅草盖的房屋叫做“茅寮”。客家话是以古汉语为母体的，它保留古汉语的词儿自然多一些。例如：客家话把生火做饭的木柴叫“樵”，是古汉语的词儿。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樵、散木也。从木焦声，作焦切”。可见，古汉语的“樵”，即是客家话的木柴。又如：客家话把吃早饭、叫“食朝”，吃午饭、叫“食昼”，吃晚饭、叫“食夜”。客家话的“食”是保留了唐代的古汉语的词儿。客家话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首先在宁化石壁讲汉语的客家先民与讲苗瑶语系的畲瑶族人相交往，而初步形成客家方言。尔后，从赣南闽西移居到粤东的客家先民又与在那里的畲瑶族人杂居交往，通婚融合，客家方言便最终定型了。梅县的客家方言作为客家话的典范，就是证明。假如说，北宋时，在赣南闽西形成的客家方言是初步的：那末，最迟在宋末元初，客家方言就达到作为客家人的共同语言的定型程度，从此获得形成客家族群、群体的决定条件。
　　最后，关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现以客家妇女与畲族妇女之间互相影响，而形成共同心理素质为例来说：譬如天足，客家妇女有自己养成天足的心理和习惯，不能轻率地说，是“宗源于当地土著畲瑶族妇女”。〔6〕客家妇女与男人一样参加自两晋开始的举族全家迁徙运动。如果不是天足，在不断迁移、长途跋涉中，难于想象能够坚持下去，可知客家妇女是有保持天足的历史。史实记载：汉族妇女以帛裹足认为美，是在五代的后唐李后主时开始的。钱载中国词笺作了详细描述：“唐后主宫人窈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命窈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为中国妇女缠足之始。当时仅少数人效之，到北宋时已十分流行”。〔7〕徐曾旭撰《丰湖杂记》也记载：“客家妇女其先亦缠足也。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问贫富，皆以缠足为戒”。〔8〕可见，北宋时十分流行的缠足陋俗，客家妇女也不能免俗。为什么又“以缠足为戒”呢?这是“经国变、艰苦备尝”的缘故。徐曾旭所指的“国变”是“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客家人这一次“举族”迁徙移居，可苦了缠足的客家妇女。她们吃尽苦头眼看畲族妇女的天足，大脚丫子走路。爬山越岭如平地，轻松愉快，不禁想起祖先妇女不用帛缠的天足，和男人一样走路多么幸福哟!所以，她们以后“生女，皆以缠足为戒”。总之，客家妇女的天足，不是“宗源”于畲族妇女、而是有自己的天足——缠足——天足的伤心史。再如：客家妇女参加农耕劳动，这举动与中原汉族“男耕女织”的传统习俗、大相庭径。是什么原因改变如此习俗，大兴妇女农耕劳动风尚呢?据《长汀县志·杂録》记述：畲瑶妇女“榷髻跣足”，“析薪荷畚”，“种山为业，夫妇偕作”，称赞畲瑶妇女的劳动操作。客家妇女参加农耕劳动，可能是受到畲族妇女劳动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娶了畲瑶妇女为妻的客家男人外出谋生，家里缺少男劳力，畲瑶族媳妇挑起家务和农耕劳动的重担，使家庭生活更加融洽，这对于只会纺织缝纫、针线夸巧的客家妇女无限羡慕，以畲族妇女为榜样也参加了农耕劳动。又再如头饰发髻：闽西客家妇女把头发辫成状如独木舟的“高髻”，系上红绳，插上银簪，叫做“船仔髻”。这与畲族妇女用一支细长的竹木把头发辫成“高髻”也插上银簪和各色料珠非常相似。闽西客家妇女的头饰打扮可能是与畲族妇女互相影响的。最后，例如唱山歌。山歌是客家人喜闻乐见，抒发感情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带来的汉族文化在闽粤赣边与畲瑶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一首山歌云：“客家山歌特出名，条条山歌有妹名，条条山歌有妹份，一条无妹唱不成”，充分表达了客家妇女是唱山歌的主角。按照中原汉族妇女的行为规范，客家妇女不宜唱山歌的，更不准与男人对唱山歌。客家妇女到闽粤赣以后，入乡随俗，同畲瑶族妇女一样也唱起了山歌。畲瑶族妇女没有文化，她们善于唱山歌，能够即兴随口创作，随编随唱，山歌行乐、以歌当话、以歌叙事、以歌抒情，唱山歌不伴动作，高声清唱，个个是歌唱能手，用独唱、对唱、齐唱、二重唱等形式，表达她们的无限才华。畲瑶妇女唱山歌的丰富内涵至今还为客家妇女所喜欢，表现出她们互相交往和影响在文化层次上爱好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还表现在语言、意识、习俗、饮食、民居、心理活动诸方面。在客家先民迁徙运动中扬弃旧的糟粕，吸纳新的精华而获得的共识，也获得客家族群、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条件。
　　以上所述形成客家族群、群体的条件，即客家先民在唐末五代移居宁化石壁地区，过渡到宋代元初，在那里，繁衍生息，与畲瑶族人长期杂居，通婚融合，而获得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使客家先民蜕变为客家族群或客家群体。假如说，客家族群的形成是从赣南到宁化石壁地区开始，在粤东北地区完成的；那么，宁化石壁是孕育客家族群的摇篮，就毫不夸张过分的了。

　　五、宁化石壁是客家人的祖居胜地

　　翻开一部客家南迁史，客家迁徙运动并没有因客家族群形成以后而终结。他们受着某种影响又会掀起新的迁徙，但其主体已经不同了。从两晋之时渡江，开始南迁到北宋，是以客家先民为主体的迁徙，从南宋到明末清中叶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迁徙。客家先民的迁徙，起程于黄淮流域各地，栖止于河南湖北南部和安徽江西沿长江南北两岸以及赣江上下游。尔后，再迁移至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广东东部北部。客家人的迁徙，起程于闽粤赣边山区，栖止于海内外各地。在国内有：广东中部、海南岛和沿海一带，广西中部西部，四川中部东部，台湾的彰化、诸罗和风山，有的回迁江西西部和湖南南部等地。在海外有：安南、爪哇、缅甸、婆罗洲的坤甸、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吉隆坡和新加坡、暹罗的曼谷和合艾，有的远往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他们飘洋过海栖止海外，开荒拓地，开发农耕产业，经营工商业，发展经济，为侨居地的繁荣兴旺作出重大贡献。大埔人张理开拓槟榔屿，梅县人罗芳伯开创坤甸地区，惠阳人叶亚来开发吉隆坡，梅县人谢枢泗创建合艾市。他们功绩斐然为当地居民无限景仰，尊称为“大伯公”、“大唐总长”、“开埠功臣”、“合艾埠祖”。他们侨居海外，在异国番邦，创基立业，繁衍生息，艰辛劳作，比移居国内各地的客家人，其困难程度何止万倍。因而他们也就更加眷念故里，三年两载总要回乡探望，寻根谒祖。不少老侨胞嘱子嘱孙要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尸骨送回家乡安葬，以慰叶落归根之情。他们这样强烈的故土意识，当然会想起祖先来自何方，从而寻找族谱所揭示的叙宗溯源，宁化石壁自然成了客家人宗亲朝拜的祖先胜地。
　　总而言之，宁化石壁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客家先民迁徙运动中起着“乐土”和“驿站”的作用，在客家族群孕育形成过程中起着摇篮的作用，并成为客家人的祖先胜地。
　　　　　　　　　　　改于中共中央党校124楼憩斋2004年冬

　　
　　注　释：
　　〔1〕以上引文见赣南客家联谊会、赣州日报社编《客家与赣南》第69、75页。
　　〔2〕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见《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3〕参见全上书第20—22页。
　　〔4〕以上引文见《客家与赣南》第71—73页。
　　〔5〕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6—28页。
　　〔6〕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7〕转引自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话》第213页。
　　〔8〕转引自叶扬《客家散论》第157页。
　　
　　参考文献：
　　1、罗香林：“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见《客家源流考》
　　2、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刘敏：“从虔州到汀州的客家先民”，见赣南客家联谊会、赣南日报社编《客家与赣南》
　　4、朱祖振：“石城是客家民系的摇篮”，见饶任坤、卢斯飞主编《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
　　5、熊寒江：“福建先民与闽西客家”，见邱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
　　6、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话》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

王德涛

我去过三明建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