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回忆：罗荣桓在山东。

潇洒一生

　　黎玉和罗荣桓同志接触最多、最密切的一段时间，是在战日战争时期的山东。罗荣桓同志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了黎玉很多的教益。现仅就黎玉回忆所及，写下一些片断，作为对罗荣桓的纪念。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我国。华北国民党军队八十多万人一触即溃，不到一个月，平津失守。敌寇即沿津浦线南下山东，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占领济南，十日占领青岛，月底占领泰安。六月徐州失陷。而山东军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与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闻风而逃，致使山东大好河山沦于日寇之手。日寇到处奸淫烧杀，山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人民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之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组织和发动下，先后在泰安徂徕山、冀鲁边、胶东天福山、长山临淄之间的黑铁山、鲁东、泰（安）西、沂水、鲁东南（滨海区）、鲁南枣庄矿区、鲁西南苏豫皖边地区，相继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这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济南、青岛前后，山东主要抗日游击战略要地都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或数支革命武装，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山东蓬勃开展起来。但另一方面，军阀沈鸿烈到处收编地主武装和杂牌军；国民党石友三部也被蒋介石派到山东；一些地主武装则投降日寇当伪军，到处鱼肉百姓。在敌人的残酷压迫下，老百姓踊跃参加八路军，到处打击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使敌人不得安宁。一九三八年四月间，我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山东省委发动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当我说到目前抗日武装缺少军政干部时，毛主席很快答应给山东再派一批军政干部，并且很幽默地说：“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再也不敢叫你们‘土八路’了”。毛主席还要我去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山东的情况。在武汉，敬爱的周副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赞扬山东武装起义的形势很好，并从长江局选派了一些干部到山东工作。
　　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罗荣桓同志率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到达鲁西郓城、东平一带和鲁西南地区。大约到年底进入鲁南山区费县一带。这个地区在战略上是一个十分机动的位置。北面可与冀热辽地区打成一片，西与晋冀鲁豫地区联成一片。夺取这一战略机动位置，对于发展抗日战争及尔后的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罗荣桓同志领导山东军民，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赢得抗战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即为日寇所注目。因为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在山西平型关地区，该部曾给予敌著名之坂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而且一一五师一进山东，即在鲁西、泰西区给敌伪以沉重打击，致使敌人恼羞成怒，跟踪追击，企图伺机报复。
　　在泰西肥城地区陆房战斗中，敌纠集五千余人分九路合击，企图消灭我主力及党政机关，当时罗荣桓同志正在鲁西，对粉碎敌之企图作了周密部署，迅速粉碎了敌人这次“扫荡”。接着又在东平湖畔之梁山地区、鲁西泰西区进行了多次战斗。十月间，根据集总（即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的简称）指示向鲁南进军，插入抱犊崮山区，创立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此地向南控制郯（城）马（头）平原，可打通与我华中区的联系。向西与湖西区、向北与鲁中沂蒙区、向东与滨海区联系。这时除我苏鲁支队的以大炉为中心的根据地外，鲁南大部分地区为地主武装及惯匪刘桂堂的势力范围，随后又有东北军一个师占据，形成鲁南复杂混乱的局面。罗荣桓同志亲自指挥创立这个根据地，曾与敌三次争夺白彦（为鲁南区东西南北交通枢纽），并开辟了郯、滕、曲（阜）、泗（水）边区。罗荣桓同志率领部队，在与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军、地主武装、土匪作斗争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终于建立了巩固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同志很注意总结战斗经验。他常说：“血的经验教训必须及时总结，才能认识敌我斗争规律，不断提高我军的战术水平。尤其是我军从正规作战转入山地游击战，如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这点是一定要掌握的，否则就会吃亏。”他除了对每一次重大战斗进行及时总结外，还每年召开一次全山东军事会议总结经验。平时则着重抓连队的战斗经验总结和政治工作。在反“扫荡”中，罗荣桓同志灵活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即“翻边战术”。这就是当敌人向我大举进攻时，我除以小部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去对付敌人外，我大部队必须同时插到敌人后方去，相机攻击敌后方薄弱之敌，并破坏敌之交通要道，使敌人不能在根据地内持久作战，以粉碎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同志这个精辟的见解，在战场上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受到了部队干部的一致赞同。
　　在纠正军事战术上的“硬拼主义”倾向上，他也是费了心血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军事上负领导与指挥之责的同志，战术上动不动就下死命令攻坚固碉堡，造成部队的重大伤亡。罗荣桓同志对此种战术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可是这个同志听不进去。以后，罗荣桓同志又进行了多次耐心的说服工作。坚持思想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说服，而不是压服，这是罗荣桓同志一贯的作风，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
　　罗荣桓同志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在游击战争条件下正确对待地方武装，爱护和扶持地方武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山东沦陷前后起义组织起来的十几支部队，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山东纵队指挥部。虽然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曾先后输送了一些军政干部、抗大学员来加强这支队伍，但它毕竟存在着战斗经验少、军政骨干少的弱点。它的优点则是与地方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罗荣桓同志为了搞好山东纵队的建设，对山东纵队派往一一五师学习的干部非常热情，亲自接待并讲话，给予前去学习的干部以极大鼓舞。另一方面，罗荣桓同志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前去山东纵队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山东纵队的建设。当发现某些主力团队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对当地地方武装实行“连根拔”的办法的时候，罗荣桓同志给予了严肃批评和坚决制止。一九四三年，山东分局总结了五年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山东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由罗荣桓同志担任了分局的领导工作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后，山东的抗日局面和根据地的建设日益扩大，蒸蒸日上。
　　
                                                                          三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咬紧牙关，渡过两年”的口号。
　　我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加上国民党鲁苏战区部队和地方顽军不但不抗日，反而与敌勾结，经常同我摩擦，我根据地沂蒙山区虽与鲁南山区、鲁东南滨海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胶东、渤海两地区亦可越过敌占交通线来往，但处境仍很困难。敌寇在一九四一年冬季对我沂蒙山区首次进行五万人的“铁壁合围”，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我沂蒙根据地。但是，敌人的合围在我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密切配合反击下被粉碎了。因此，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分局一位领导同志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全省文工团在滨海区汇演。为了纠正这种和平麻痹思想，更有力地反击敌人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同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广泛地找同志谈心，统一思想。一天罗荣桓同志为交换意见，不顾个人安危，率一个骑兵排从鲁南赶来沂蒙山区找我，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是分局委员。当我谈到对局势的一些看法，谈到迟迟不进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是使民兵和基本群众无力进行反“扫荡”的根源，也是兵源不足的主要根源时，他很赞同。荣桓同志回到一一五师以后，即将山东情况电报中央，请中央派人到山东解决这些原则问题。他的请示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同意。于是召开了山东分局委员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山东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从而推动了山东抗战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罗荣桓同志不畏艰险，不畏劳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分不开的。罗荣桓同志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后，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对毛泽东思想身体力行。记得在整风时，他在山东分局党刊上，曾经写过一篇学习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的心得文章，使同志们懂得了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的危害。罗荣桓同志崇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勇于负责，严于律己，发扬民主，平易近人，大家都高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抗日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鲁苏战区主力部队退出山东。对于伪顽部队，我们一是争取其反正起义，一是就地消灭，以使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当时不幸的是，罗荣桓同志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患了尿血症，有时一尿一盆血，大家都很为他着急。虽然有外国泌尿科专家、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的治疗，病情仍很严重。但罗荣桓同志从来不提如何治疗的要求，还坐着担架上前线指挥战斗。到一九四四年山东扫除伪顽势力以及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他不顾重病缠身，更加紧张地工作，指挥军事反攻和领导制定收复地区的有关政策。罗荣桓同志真正作到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舍己忘身地工作。
　　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同志即率山东主力部队渡海北上，投身于“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以后，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那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和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却使我永志不忘。
　　(黎玉《怀念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