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后的一代纯儒——琅琊王开基祖王吉。

潇洒一生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人，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世居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市东北），官至谏议大夫，被尊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他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起的一代纯儒，为了倡行经学和礼制，他廉正敢谏，屡经挫折而不悔，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王吉之子王骏、孙王崇在西汉末年都曾位登三公，他们祖孙三人创造了琅琊王氏兴起之际的短暂辉煌。
　　1、琅琊地望的第一次闪耀
　　按照历来的说法，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太子晋之后，二者前身的分岔，出现在王翦的孙子王离之时。
　　王离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在秦末乱世搬迁到琅琊皋虞居住；后来次子王威又搬离皋虞，到了太原郡，在那里开创太原王氏；而长子王元则一直定居在皋虞，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王元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寻，经过几十年，他大概在皋虞这个地方平静地谢世。他的后几代，也没有什么显达，直到西汉中后期王吉的出世，这支王氏才开始见于史载。
　　据琅琊王氏自撰的世系表，从王元到王吉之间的传承链条是这样的：
　　王元→王忠→王浑→王曜→王袭→王吉
　　从这个传承关系来看，王吉是王元的第六世孙。由此上推，他应是王翦的第九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三世孙。
　　但是，王吉以上、王元以下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见于载有《王吉传》的《汉书》，不仅如此，就是在颇多附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没有这么详尽的记载，而且《新唐书》与琅琊王氏的自撰世系表还有互为矛盾的地方。譬如，前者说王吉是王元的四世孙，而后者显示的却是六世孙。
　　如同太原王氏不把王威尊为开基始祖一样，琅琊王氏也没有把王元尊为开基始祖，而把王吉尊为开基始祖。之所以这样，大概有两个原因：一、王元是不见于汉代史书记载的一个人物，而王吉则是《汉书》中记载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儒士，所谓郡望，一定是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显达得令人仰望，王吉在这一支王氏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二、虽然王元最早迁到琅琊，但他居住在皋虞，《新唐书》显示，直到王吉时才迁居临沂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而琅琊王氏一直把南仁里作为他们的地望，所以尊王吉为开基始祖似乎更合乎情理。
　　但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疑问，《汉书》中只说王吉是琅琊皋虞人，并没有说他后来搬到了其他地方；说他搬到临沂的，仅仅是《新唐书》的记载。
　　琅琊郡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立的，西汉时郡、国并行，原琅琊郡分成包括琅琊国在内的好几个郡国，皋虞和临沂大都包括在琅琊国内。皋虞的地盘在今天山东即墨市东北，在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王吉墓群。王吉墓群有26座坟墓，占地50万平方米。据称，除了王吉，他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都葬在这里。
　　这说明，王吉一族直到孙子辈手里都还没有搬离过皋虞。有专家认为，王吉后世搬到临沂，是东汉时候的事情，《新唐书》将这次搬家提前，未免带有因事设人的味道。
　　尽管有这么多的错漏，王吉作为琅琊王氏开基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祖孙三代在西汉时期所形成的“累世之美”，才使得琅琊境内的王氏家族第一次闪耀于历史前台。
　　王吉，字子阳，他的准确生年已不可考，根据推测，应出生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后期，历武帝、昭帝、宣帝和元帝四朝，卒于汉元帝上任的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
　　根据《汉书》的记载，王吉在早年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主要担任过云阳县令、昌邑王中尉、益州刺史、博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廉洁奉公，耿直敢谏，由此招来仕途的多艰，后半生很长时间都归隐乡里。他之所以能后世留名，主要是基于他在颂扬儒学方面的矢志不移。
　　2、三篇奏疏串起的颠簸仕途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就取得了在思想文化界的正统和主导地位。汉武帝批准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吸引大批全国各地的贵家子弟来此求学，早年的王吉就是这批子弟中的一员。
　　从史载来看，他是携妻子一起来到长安的。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旁边租房考研一样，王吉在长安也是租房学习，结果引出一段故事来。
　　王吉租的房子恰好与房东隔着一道墙，有一天，他的妻子看到房东家的枣树枝叶伸到了墙的这边来，上面垂满了枣子，就伸手摘了几颗，拿给王吉尝。王吉当时并不知道这枣子是买的还是偷摘的，就吃了，后来才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后，他采取的措施是，休掉妻子。
　　休妻的事传到房东的耳朵里，房东觉得很过意不去，认为是自己的枣树惹得祸，就要把枣树砍掉。这时，周围的邻居们全跑过来，他们一边劝房东别砍树，一边劝王吉把妻子接回来。好在王吉听人劝，他真的就把妻子接回来了，最后重归于好。
　　这样，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流传开来一句顺口溜：“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故事反映，从很早的时候起，王吉就树立了按照儒家礼治思想和道德规范行事的坚定志向。
　　王吉推行儒学，集中反映在他流传于后世的三篇奏疏上，这三篇奏疏，两篇是上给昌邑王刘贺的，一篇是上给汉宣帝刘珣的。
　　王吉任汉昌邑王的中尉，是在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6年-前74年在位）时期，中尉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王国内的兵马。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南，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儿，此人一向骄奢淫逸，尤喜游猎无度，他手下的人只知溜须拍马，唯有王吉和王国内的郎中令龚遂每每引经据典，陈说厉害，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规劝。王吉写了一篇《上疏谏昌邑王》，整篇奏疏都在援引经书中所倡导的古礼，要求刘贺懂得儒家的治世修身之道。刘贺哪里听得进去，他依然我行我素。
　　但这样的人偏偏能碰到好运，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独揽大权的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计议，决定立昌邑王为皇帝。
　　消息传到昌邑国，刘贺欣喜若狂。王吉深知刘贺的德行，他赶忙又上了一封《奏疏戒昌邑王》，指出昭帝新丧，刘贺应该表现出悲痛的样子，要对即将到来的帝王大业表现出一种慎重来，尤其要对劳苦功高的霍光表示出敬重。
　　刘贺根本顾不了这些，为了早日到达长安，他一路狂奔，累死马匹无数。刚到长安，他就把他的二百多名手下全部封官进爵。他向全国发出诏令，短短时间之内，要求各地为他办的私事就多达1127件。他不顾尚处居丧期间，每天饮酒取乐，玩狗斗马，还大肆淫乱昭帝宫女。
　　眼看形势不对，霍光与太后商量，果断下手，废除了刘贺的皇帝位。这个毫无理智的家伙只当了27天皇帝，即被遣送回家，他带到长安的臣属因为“不举奏王罪过”，被统统下狱诛灭，只有王吉和龚遂，因为有曾谏诤的记录，免死削发，罚去修筑城墙。
　　这次事件对王吉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告诫他的子孙，从此“毋为王国吏”。
　　刘贺被废后，霍光立汉武帝的曾孙、在民间长大的刘珣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上台后，曾先后两次召集儒士讨论五经异同；他还不计前科，征召王吉做官。王吉从益州刺史，做到太学博士、谏议大夫。
　　就在谏议大夫任上，他写出了《上宣帝疏言得失》。在这篇奏疏里，他秉承此前的一贯主张，向皇帝推销儒家的治世思想；他引用孔子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大谈特谈儒家的礼治秩序。他尤其强调“夫为妻纲”这一条夫妇之礼，其中提到列侯娶公主为妻，结果变成“使男事女，夫拙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他要求当今的皇室嫁女，应该像当年帝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那样，使女儿始终跟随自己的丈夫。他还说到，皇帝对待外戚，可以多给财物，而不可许以官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汉宣帝对王吉的谏言反应很冷淡，认为这是“迂阔”之言，是以古非今的“俗儒”之论。王吉其实不知道，汉宣帝虽然重儒，但他实际上是推行“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杂用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汉宣帝有一次和他的太子刘奭一块吃饭，刘奭对父皇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他认为儒生以“名实”蛊惑人心，使人不懂得遵守法度，是不堪大用的。为了这事，汉宣帝差点把刘奭的太子位给废了。
　　因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王吉很失望，他便借口生病，辞职回琅琊老家隐居去了。
　　据推测，王吉隐居的时间，长达十多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这就是汉元帝。相对来说，汉元帝的重儒思想要重得多，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前48年，他征召王吉入朝为官。
　　与他同时被征的还有另一名经学名士贡禹，史载贡禹与王吉一直是好朋友，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意谓王吉要当官了，贡禹也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弹，准备去赴任，后来由这一句流行语衍生出一个成语：弹冠相庆。
　　只是可惜，后来贡禹赶到朝廷，做成了官，而王吉却在半路上生病去世了。他一生的宏愿终究未能得以实现。
　　3、三代积起“累世之美”
　　王吉的官位不高，且时断时续，他的崇儒之志也未得实现，但他的声名在当世就颇有影响，后世学者评价他是一代“纯儒”，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儒士。
　　王吉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孙辈，他的儿子王骏主要活跃在汉元帝和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期，王骏的出仕之道几乎与王吉如出一辙，也是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的。由于有王吉的令名在前，王骏曾得多位显宦举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经学家匡衡就是举荐者之一，通过匡衡的举荐，王骏成为谏议大夫，达到他父亲当年的官位。不过，匡衡后来任宰相，王骏却反过来奏免他。抛开个人恩怨不说，王骏为政直谏、不避势利的性格，应该酷似乃父。
　　王骏后来还做过京兆尹，官声颇好，最后做到御史大夫，在当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为“三公”，王骏已是位登三公。据载，在早年，王骏的妻子死了，他不再继娶，反映了一个儒者以道德纯正处世的一面。
　　王骏的儿子王崇大约与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王霸生活在同一时期，即两汉之际。他先后在地方作过刺史、郡守，汉哀帝刘欣（公元前7年-前1年在位）时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像王骏一样位登三公。
　　但王崇后来一度被降职，到汉平帝刘衎（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时，王莽独揽大权，将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王崇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大司空，封扶平侯，可谓二登三公之位。但王崇的这次任职时间并不长，他像王霸一样，很看不惯王莽的篡位举动，便以病辞职，归隐乡里。
　　《汉书》中的王吉本传说，从王吉、王骏到王崇，王氏祖孙三代为官期间，都极为清廉自守，不积余财，离官去职回到家里，则是布衣疏食，为天下人所叹服。
　　王吉祖孙不积余财，却仅仅经历三代，就蓄积起了为时人称道的“累世之美”，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致魏晋时候的琅琊王氏，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都会带着十分自豪的口吻说：我是“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
　　但自王崇之后，琅琊王氏却变得衰没不显，它的烜赫时代，需要经过两百年的沉寂之后才能到来。

潇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