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子女的教育问题。（陈达萌）

天柱山

　　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对于自己十分严格，可谓是懂得修身；他对于子女也十分严格，以此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也一直是他的一个理想。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国藩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1922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从蒋介石对孩子的教育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极希望自己能够用儒家思想的经典治国，用中国传统文化为一个稳固的政权奠定思想基础。他把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通过不断学习和传承儒学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要求子孙后代都将之发扬光大。

　　以儒学教子

　　儒学起源于东周和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并称诸子百家之一。从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了。
　　儒学讲求“君子之道”、“中庸思想”。这种温和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蒋介石也依照儒学，慢慢从修养、文化等各个方面培养子女的君子品行，希望赢得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声誉。
　　“生子肖父”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己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国藩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国藩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从蒋介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用儒学教育子女的态度，让子女也能深谙儒家的中庸之道，以便在混乱的世道中如鱼得水、灵活自如，走出成功的道路。

　　教字诀

　　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是蒋介石极为关注的。由于蒋经国和蒋纬国常年不在他身边生活，所以如何远程控制他们的思想，就成为蒋介石非常重视的课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是使蒋氏产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身负不凡的中国军人不快。”可是即使蒋介石反苏，1925年10月，蒋介石又把大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掩藏自己的反俄意图。

　　书信往来，从不间断

　　在子女的成长时期，思想和观念是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的，甚至环境的变化也会深深影响到子女的想法。蒋介石一直很关心蒋经国的思想动向，时常充当一个真诚的导师，通过与蒋经国的深层次、不间断的交流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从而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制定可行的人生规划。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转年，他被蒋介石接到上海，先入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那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不能亲临辅导，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蒋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蒋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叮嘱：“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理台湾宝岛的可用之才。

　　用《曾国藩家书》激励孩子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时年前后达30年的翰林院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导，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这部书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更有很多启示，对于子女的未来都有一种榜样性的作用。
　　蒋介石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每日晨起和睡前诵读，去世前一再叮嘱长子蒋经国终生研究《曾国藩家书》。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叙述了父亲对他的要求：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画线标明了。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在1937年5月12日给我的信中，父亲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孙文(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
　　当蒋介石用这些话教育其子时，蒋经国已29岁，而且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但这位父亲却认为自己在过去错失了一些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机会，他总认为应该补偿失去的时间，任何时间和孩子进行思想交流都不算为时过晚。

　　言传身教兼而有之

　　蒋介石深知，父辈或兄长有好的行为，做子弟的想学可能不一定学得像；父辈或兄长有不好的行为，子弟倒是一学就会，没有不像的。由此可见，长辈在教导晚辈时，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来做他们的表率，身体力行，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在言辞上白费工夫。
　　父母想要让子女通过耳濡目染获得良好的修养和崇高的理想，就需要言传身教兼而有之。在语言上，直接地面对面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通过直接地沟通掌握子女的思想动态，为子女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父母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亲力亲为、自身的以身作则的榜样性的力量来打动子女，让子女获得内心的前进的动力，这样的教育和培养才是成功的，才能帮助子女在未来的成功路上铺好桥梁。
　　蒋介石有时也让两个儿子与自己一起参加军事行动，以便于言传身教。曾经于1939年至1954年担任蒋介石侍卫长达15年的俞济时，曾谈及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两人小时随蒋介石在外作战时的情景：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个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睡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睡，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两人只能有一个人跟着父亲挤在床上，另一人必须睡在地上。每到那时，蒋经国都会让弟弟睡在床上，自己睡在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协议两兄弟，轮流睡在床上。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上去揉揉他的面颊，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对于孩子而言，行为比语言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因此蒋介石常在孩子是非观念薄弱的阶段，不仅用善言，而且要用行动来塑造他们的品德。

　　送子出国，留学镀金

　　自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提出之后，大批中国青年都渴望到国外深造。蒋介石年轻时曾去日本留学，后来又到俄国进行考察。在国外的日子他不仅开阔了眼界，学习了国外许多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政治理念，而且为他回国之后的发展和晋升提供了资本。所以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出国“镀金”，借鉴和吸收国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经验和精华，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的国家所用。
　　在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性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
　　但蒋介石让儿子留学俄国，并不是出于对俄国文化的真心学习，而略有些私心，想要掩饰自己的反共企图。因此，在蒋经国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共鸣和信仰之后，蒋介石又开始慌张了，要求儿子立刻回国，并且对他进行洗脑。

　　用字诀

　　在政治家眼中，一切都为己所用。只要对自己有利，任何手段都可以随意使用。这让蒋介石的家中上演了一幕幕用亲情为政治铺路的冷血场景。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是使蒋氏产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身负不凡的中国军人不快。”可是即使蒋介石反苏，1925年10月，蒋介石又把大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掩藏自己的反俄意图。

　　用亲情软化儿子

　　很多时候，家人之间也是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争端的，有时甚至是信仰的不同或是道路选择的不同。蒋介石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大打亲情牌，想要通过感化儿子来使他走上和自己相同的政治道路。
　　蒋经国到苏联留学之后，很快就成为了狂热的“左”倾分子。他支持共产主义，并发表公开信，谴责父亲的所作所为。这件事让一贯不忘旧仇的蒋介石耿耿于怀。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则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融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蒋介石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为自己服务，就连亲情都可以用作筹码。连家人也被他当做棋子，加以操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用儿子掩饰反苏意图

　　厚黑学家总是懂得利用一些借口和行为让自己的某些决策和行为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时候，善于利用亲情，尤其利用子女作为自己行动的借口开展自己的计策，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可以接受，可以理解。
　　蒋介石就是这样。他本人是反苏的，但是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苏联去留学，假装出亲苏的面目。苏俄顾问和中共领导在政策上存在一些“左”的错误，激化了矛盾。三二事件发生时，率领苏联顾问观察团的布勃诺夫总结道：“苏联顾问对参谋、军需、政治的集中管理太快，在中国军官的脖子上形成了参谋部、军需部、党代表和顾问五个套子。”这种情况和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毫无共同之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是使蒋氏产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身负不凡的中国军人不快。”可是即使蒋介石反苏，1925年10月，蒋介石又把大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掩藏自己的反俄意图。
　　蒋介石认为，亲情尤其是子女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通过对子女的一些做法和教育可以表现出自己一定的心态和主张，当自己百口莫辩或者企图掩饰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利用对于子女的考量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让自己得到大众舆论的理解。在不择手段追求成绩的时候，蒋介石满以为可以把子女的未来当作自己的挡箭牌，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个慈祥的父母的样子，借此避开大众的舆论。当他策划一些阴谋诡计的时候，就可以借用规划子女的发展和子女的动向来彰显无辜，让别人对自己无所戒备。
　　蒋介石一直认为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也明白谁如果堂而皇之打出叛逆的旗号，那么大众舆论一定是谴责和否定的，所以，他用子女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就能推开反对者的批评。

　　（本文摘自《蒋介石六十大诀笔》，陈达萌 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来源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