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时期的丑闻。

天柱山

　　丑闻之一：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丑闻之二：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丑闻之三：国民党军官乘机大发国难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丑闻之四：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丑闻之五：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话。

　　丑闻之六：国军投敌人数50万

　　国民党正规军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竟然高达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杀敌人数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七：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在抗战期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抗日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八：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我们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精英”们从来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无地自容。

　　丑闻之九：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剑桥中华民国史》说：“1944年春，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胜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十：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华北治安战》说“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丑闻之十一：日伪档案记录国民党消极抗日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说：《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也比不上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发言，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日本人实在是吗？

　　丑闻之十二：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1、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廷黻后来论断言：“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2、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3、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请问右派“精英”，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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