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简化汉字运动，是权力意志造成的。

天柱山

　　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运动是权力意志造成的恶果。
　　当时的企图本来是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
　　中共中央文件 1956年 1月 27日关于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明：“ 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简化汉字得不偿失
　　随着电脑汉字输入的成功，简化字和繁体字输入电脑的速度一样快，所有的输入方法跟笔画的多少完全无关。“简化字比繁体容易学、容易记”的说法也是过去宣传中的“想当然”， 是未经科学论证的多年误区。认知心理学确认，大脑接受视觉形象是同时瞬间完成的。具体到汉字的认知，大脑也不是一笔一划地接受汉字信息，而是将汉字作为一 个整体的视觉形象来接受的。而且从心理模块理论出发，对于一个进入汉字学习阶段的人来说，记忆一个言字旁跟记忆一个简化偏旁“言”，都是记忆一个记忆单元，所消耗的精力和时间是一样的。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江新博士 2005年 在德国美茵茨大学宣读了研究论文《针对西方汉语学习者：认读分流，多认少写》，列举了汉字认知心理实验的例证，无意中证实了认读与汉字笔画数量无关的重要 规律。有的实验甚至表明，北京郊区的低年级儿童反而对一些实验中出现的繁体字更容易记认。还有许多国内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都进行了认知实验，很多实 验证明，即使开始学习汉字时存在笔画多难学的情况，随着对汉字偏旁的熟悉，笔画多少也不再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将常用偏旁（车马言门鸟）简化毫无意义。
　　五十年的两岸三地汉字教学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概率对比。对比的结果，大陆青少年接触古典文化的能力低于港台青少年，大陆使用简化汉字教学也无法缩短小学的识字教学时间，小学学制依然是六年。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已经越来越成为公认的事实。（论证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和汉字认知的误区，笔者已经完成书稿《汉字简化得不偿失》估计 2007年内可以出版面世）。

　　二、国共两党的汉字简化运动
　　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运动是权力意志造成的恶果。当时的企图本来是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中共中央文件 1956年 1月 27日关于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明，“ 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简化字并非共党所发明，历史上国共两党都曾主张汉字简化。
　　但是国民党两次企图推行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没有成功。第一次是在1935 年，推行不到半年就因为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搁寝；传说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提起汉字简化的议题，戴季陶忽然当场下跪，告诫与会者，汉字乃中华民族根本，决不能轻言改革。再加上日军大兵压境，内忧外患，无暇兼顾有关的讨论，简化运动便草草收场。
　　国民党败走台湾以后，1952年再度提起汉字简化问题。蒋介石又曾动议，旋即遇到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反对派强烈抵制，终于再一次搁寝。所不同者，国民党的简化动机并没有明确准备彻底废除汉字，仅仅关注能够方便书写，提高识字效率而已。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对照和反思，台湾教育部在陈立夫等国民党元老的主导下，于 1980年 推出了第三次改革，但是这次却是悄悄的改进，完全没有大肆张扬，只是出版了一本供五年级以上青少年习用的《标准行书范本》。该书罗列了四千零十个汉字的行 书字体，其中包括五百八十五个与大陆简化字完全一样的行书汉字，另外还有金字旁、马字旁和鸟字旁的行书汉字共一百多个，跟大陆简化字稍有不同，相当近似。 这些简化字实际上本来就是海峡两岸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间书写俗体字。这些字体不作为书刊、文件的正式书体，而是作为民间的快速书写体。
　　又一个二十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各阶层人民平时阅读的都是正体的传统汉字，书写时可以使用标准行书范本中的那些简化书写体，还可以无师自通地写一些类推简化书写体。识繁写简的情况已经在台湾蔚成风气。
　　台湾的这场静悄悄的改革，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它证明汉字其实根本不需要实行 1956年那样的简化运动，只要接受简化字作为书写体，正式出版物保留传统汉字，对国家、对民众、对历史、对文化传承，都非常有利而少有弊端。世界主要的文字，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无不皆有手写体。小学生启蒙以后，阅读能力打好一定基础后，就开始练习书写体。
　　书写体也有一定规范，书法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民间俗体汉字本来就是历史上中国人民的创造，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中国的简化运动， 不顾文字发展的规律，强制废止传统正体汉字，将非正式的民间俗体升格为正式字体，劳民伤财，割断了历史，搅乱了文化秩序，造成了历史断层。 汉字简化运动实质上是一个文化浅陋者，对全民族文化实行的一场强制性的媚俗整容。
　　有些人以为台湾知识份子写出一些汉字跟大陆简化字相似，就一厢情愿地以为“用简化字统一台湾有希望”。实际上人家是使用行书简字，那是从八十年代以来跟印刷正体并行不悖的台湾标准化行书。

　　三、反右导致了简化的强制贯彻
　　在德国的留学生报纸上展开简化字问题讨论的时候，笔者叙述了有人因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见而打成右派的历史情况。一些青年留学生表示质疑，竟认为这 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一段历史必须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实际上汉字简化完全不是全民讨论、民主决策的结果，而是一部份党的文字改革派“拼音派”为主导，通过政权力量强行贯彻推行的运动。
　　吴玉章、瞿秋白等人曾在苏俄远东地区的华工文盲中实行过拼音试验，红军在延安等根据地尝试过拼音新文字扫盲。1949年以后，成立了文字改革会，1955年 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举行文字改革会议，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仅仅三个月，1956年2月1日就在全国开始推行第一批简化汉字，在各地报刊使用，在各级学校开始教学简化汉字。
　　大概在推行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正是需要给改革提出意见，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时刻， 1957年三月开始了所谓的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其中难免也涉及到汉字简化的问题。国民党推行简化字，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同样是面对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抵制的声音呢？原因就是发生了从整风突然转化而来的反右派运动。
　　由于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北京和各地的党委都召集知识份子“ 大鸣大放”。许多知识份子信以为真，说出了想说的话。
　　以下节录《人民日报》 1957 年5 月22 日刊登的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谈话记录，许多文字改革的批评言论都有反映。但是口气还是相当温和的。
　　（5月21日）第一个发言的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 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 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 生的意见。
　　章 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 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 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
　　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 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 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 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 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以上仅为节录，非全文）
　　大约二十多天以后，形势陡变，所有向党提过意见的知识份子全部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两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章罗反党联盟的罪名，成为全国最 著名的大右派。他们被打成右派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字改革提出过不同意见，还有更加重大的罪名，例如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但是反对文字改革也是诸罪并罚中的一罪。打成右派以后，他俩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居家赋闲。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有这么几句话：“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份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份子的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藉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周恩来的说法刚好跟事实相反。恰恰是一些知识份子对汉字简化的方向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结果竟被无中生有地认为是政治问题，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1958 年2 月3日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说：“一些右派份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简化汉字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对…… ”
　　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时，吴玉章直接点名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的鸣放讲话“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原载《人民日报》1958 年2月4日）
　　把不同意见说成是恶毒攻击，说“简化汉字符合人民利益”，有不同意见，就不符合人民利益？这是什么逻辑？有不同意见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污蔑”，完全是强词夺理。吴玉章是共产党内年龄最老的知识干部之一。
　　1948年5月13日任解放区华北大学校长时，提倡“主要应学习毛泽东主义”的校训，并故意将此意见发给毛泽东本人，被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尚还健在，妄称主义是十分危险的）。吴玉章当时已经年届古稀，绝非年少热情冲动，他不会不知道就在一年前，中共七大已经由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形成七大决议；吴玉章的这种言行除了拍马奉迎恐怕很难有其他解释。
　　根据史学家李新的回忆文章透露，李新和吴玉章在反右运动初期已经获知将从鸣放言论中抓右派份子的内部消息，李新求助之后，吴玉章设计让李新安然过关，传为佳 话。另外，吴玉章也曾对女青年大右派林希翎有所照顾，仿佛良心未泯。但是在对待斗胆直接非议他所主管之文改会的罗、章两氏，吴则完全老于政治世故，毫无恻 隐之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位因汉字简化问题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就是新月派诗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学研究员陈梦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见。他的具体意见是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混淆。”（转引自《南方都市报》 2006 年3 月20日文章《简化字改革五十年》）
　　你敢要求党“慎重”？然而反右斗争的逻辑是：你提出要慎重？你的意思就是说党不够慎重？那不是反党是什么？文革中陈梦家作为右派份子不堪折磨自杀身死，夫人翻译家赵萝蕤精神失常。今天回看他当年所提的混淆问题，可以说正好击中了简化汉字的要害之一。真不愧为文字学专家。
　　另外当时的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干部李涛也因对文字改革中过左的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后记》）；上海青年国画艺术家萧小尘，因为他写过大字报，批评“汉字简化是粗暴的行政干预，摧残了祖国文化”，打成右派后送新疆劳改，从此人间蒸发，杳无音讯。（香港《开放杂志》 2006 年6 月号第95 页）。其余各地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讲师、教授、机关干部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或多罪并罚之一）被打成右派今天已无法统计。因为他们不是知名人士，所以对于他们的处分，远比章罗两位严酷得多。有的人被判刑劳改，劳教，有的人被送往边疆劳改营，冻死饿死，从此再没有回来。
　　反右运动研究者（受害者）朱正指出，反右以后，所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遭到如此的下场，于是不再发表意见。然后，大跃进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汉字简化也是如此。反右荼毒猛烈异常，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凡“右派言论”例如批评党天下、肃反、向苏联一边倒、统购统销等等，绝对都要打成右派，如此明正典刑，谁不刻骨铭心？
　　1958年2月4日，全国各地报刊刊登了吴玉章在人大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人民日报的主要新闻，各地报纸务必转载），吴玉章直接点名“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章伯钧”，等于明确宣示，凡是对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右派份子。面对右派份子的可悲下场，谁还会对文字改革提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中国大陆的简化运动从此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阻碍，一路畅行二十年。人民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简化汉字，到了文革时期的 1973年，光明日报甚至宣布，反对汉字简化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 1977 年，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去世，中国党政当局再次未经讨论推出简化字第二表，人民终于感到再简化下去实在太荒谬、太混乱了，开始埋怨和抵制，终于令中共中央于九年之后取消了“二简”。
　　历史的诡谲常常给当事人带来痛苦的折磨，有时却又留给后人廓清真相的见证。章罗两人曾经合作，但常有不同的意见，根本没有联盟的可能，然而在文字改革问题的 鸣放中，他们无意中互相声援，留下了文字改革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没有发扬民主的铁证。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被打成右派的民主政治家。

　　四、民族和人类文化生态不容毁损
　　民族文化的重大改革事宜，恰好遇到了这样一场如此阴谋设陷的迫害，实属民族的不幸。从汉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部份的角度来看，更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劫难。
　　民族文字不仅是语言的记录，更是文化传承的信息载体。汉字饱含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世界各国都注重民族语文中的这些文化密码，每当议及某现代词语根源于古希 腊文、古拉丁文、古梵文或古希伯来文，人们都油然产生一种文化自豪感。唯独御用学者，恨不能将汉字的古典文化信息根除而后快。
　　辞源学、字源学历来为欧美日各国的重要文化阵地，决不是某些简化字卫道士所鄙薄的那样，仅仅是儿童启蒙时的记忆启发小工具。德国的绿色环保意识终于迫使德国 政府决定三十年内全面拆除所有核电设施，也就是说，宁可牺牲高生产效率，也不容毁损自然生态。语言文字也是一种自然人文生态。中国却为了并无效率的简化字 不惜切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正体汉字的生命传承。这是什么与时俱进？分明是落后愚昧。
　　简化字破坏了中华民族最大的统一基础——文字的统一，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功勋卓著，那么一国两字，该当何罪？
　　五十年来两岸三地的语文教育证明，简化字并不能缩短青少年识字、认知的年限（小学六年），徒然使得大陆青少年不容易接近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献。

　　五、简化字比繁体字更加不适应电脑化和国际化
　　简化字劳民伤财。原来企图削减字数，结果反而增加了字数，原来以为可以完全取代繁体字，结果事实证明，简化字不可能完全取消繁体字，古籍、港台文献仍然保持繁体，大中型图书馆必须保持两套检索系统，大陆知识份子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繁体字，以应付阅读需要，（海外、港台书刊，名胜古迹字画），各大跨国企业 印刷产品说明书都要考虑一国两字，资源大量浪费，简繁两体转换不能一一对应，造成电脑错字，令各种影视节目、书刊笑话迭出。
　　简化字使得国际电脑字库大大增加字数，汉字本已占用国际电脑交换中很大的信息空间，从历史的长河纵向观察，从汉字文化圈，日、韩、中国大陆，台、港、（越） 范围横向观察，原本都是基本一致的正（繁）体字，在电脑字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而所有的简化字（包括少数日韩简化字）则是平添的赘疣，大大浪费了电脑 信息资源。
　　原来认为古籍可以全部翻译成简化汉字，现在实践证明，中国的古典文献翻译成简化字，势必将造成巨大数量级的类推简化字，（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如果要电脑容纳如此巨大数量级的类推简化汉字，全无可能。
　　简化字损害了汉字的精微表现力，损害了字源传承信息，损害了民族文化的统一基础。简化运动是历史性大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必须废止简化字。报刊、官方文牍全面恢复繁体字，将现行简化字降格为民间书写行书。这样大陆人民不存在重作文盲的危险。对于极少确实需要简化的汉字，经过协商讨论，审慎地进行优化改良。一方面在电视、报刊上强化繁简转换教育，另方面从儿童启蒙开始，经过一两代两岸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可望重获新生。

　　六、不可习非成是，务必猛醒回头　　
　　去年简化五十周年，我们竟还把简化当作伟大功劳来庆贺。正是反右的暴力威胁使得简化运动得以无抵抗贯彻。简化运动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口最多的一次弊多利少、得不偿失的语文暴力尝试。部份人民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而已经习非成是，浑然不觉其野蛮丑陋。仿佛会说一口流利的殖民地市井日语的李登辉，竟更加认同日语胜过汉语。值此简化五十一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中国人应该深刻反省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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