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真面貌。

嘉壹书斋

　　忠义救国军是抗战时期由军统控制的规模较大、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支国民党敌后武装，其前身为1937年9月成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1938年5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更名为忠义救国军。抗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接受整编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交通警察部队，1946年5月，整编结束，忠义救国军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忠义救国军的历史，其特点应该说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期对日态度变化的一个缩影。当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谈话、表现出积极抗战的态度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上海成立，并尽其所能地配合了正规军队在淞沪的作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忠义救国军在抗击日军的同时，屡屡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始终不肯放弃反共政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方针，经过一系列诱降活动，一些忠义救国军的部队沦为汉奸武装，但从数量上看仅是少数。有些部队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惜与日伪军相勾结，不过终究没有完全投降日寇。我们在此对忠义救国军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对忠义救国军的历史进行了评价。

　　一、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向上海发起进攻，历时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爆发。8月15日，军统局二处处长戴笠赶到上海，同上海帮会领袖杜月笙进行商谈，“决定利用上海下层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利用已建立的工人武装和青、洪帮势力，成立一支动别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救亡图存。”[1]8月18日，上海别动队成立，第87师师长王敬久任司令官，部队下辖两个纵队，戴笠组织的军统特务组成第1纵队，杜月笙组织的上海工人、店员、学生等组成第2纵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动员了四百多名工人和数十名学生编入第2纵队。[2]
　　从8月23日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强行登陆成功，中国军队转入守势作战阶段。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9月4日，蒋介石致电在上海的戴笠，颁给戴笠和杜月笙“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番号，“限期一个月内，由戴杜两人合作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其任务主要是担任阻击、绕击、袭击，牵制敌军行动，并派分遣部队埋伏在上海近郊，搜捕敌谍和汉奸”。[3]9月7日，蒋介石再次向戴笠发出阳巳令，颁给“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不久，戴笠与杜月笙即确定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组成人员：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杜月笙、戴笠、原潮梅镇守使刘志陆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前上海市市长、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蔡劲军，上海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贝祖贻、钱新之，上海青、洪帮头目张啸林，向松坡为委员[4]；杜月笙弟子汪曼云为少将参议。戴笠还组织了书记长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宣传八个组。办公地点先在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后来杜月笙让出一座花园洋房当作办公楼。
　　部队番号确定了以后，戴笠、杜月笙开始着手组织兵源。杜月笙首先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别动队。由于淞沪会战的爆发，闸北、杨树浦、沪西南一带的工厂、商店纷纷停业，因此广大青年工人、店员、学生纷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加上帮会组织和发动，别动队很快就拉起了队伍。由洪帮头子向松坡动员的洪帮弟兄和一部分青帮弟兄组成了第1支队。通过陆京士和有“国民党唯一的工运人才”之称的朱学范，组织上海海员工会和邮务工会中的工人，组成了第2支队和第3支队。上海学生训练总队成员、失业青年、工人、农民、店员等上海市民组成了第5支队。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还动员了不少失业失学的进步青年参加了别动队。[5]
　　戴笠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军统特务组成了第4支队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后来，戴笠又派楼兆蠡、毛森、何培荣等在浙西收编地方武装、散兵游勇，组织了直属第1、第2、第3大队。[6]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张执一通过向松坡弄到别动队第1支队第3大队的番号。中共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领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7]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成员多为上海一带的民众，为了提高其素质，尽快地适应作战需要，苏浙行动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对1万余名别动队队员分别进行短期军事训练。训练科目，除作战以外，还加上了从事游击战所必备的技能，如侦察、破坏、突击和暗杀等。
　　2、在青浦成立技术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由余乐醒负责，青训班有408名学员，学习与强化军事技术。不久，又在松江增设特训班，由谢力公负责，学员达500多人。这两批学员中，有不少大专学生，素质较高。此外，还在佘山成立教导团。
　　3、将南京等地军校毕业生中具有尉、校级资历者600人调配来沪，分批进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干部。又调遣南京中央警官学校100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来沪，充实到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4、为克服别动队中、高级军事、政工干部不足的缺陷，又从南京军统特务处抽调200多名中、高级干部入别动队任职。
　　5、为解决下级指挥员缺乏的问题，向在浦东驻防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求援，商调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指挥才能的战士担任别动队的基层指挥员。[8]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被服装备由成员因系自备，来源颇杂。枪械除由蒋介石拔给外，更多是由戴笠和杜月笙自己筹措的。戴笠通过特务处解决了一部分；通过张学良将军致函部下于学忠，拔助长、短1000余支，请胡宗南帮助解决了一部分。杜月笙或搜罗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或让金融工商界捐钱购买，或让各区保卫团捐献，也筹集到了一些。但直到淞沪会战结束，别动队也没有达到人手一枪。[9]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组建和充实以后，即奔赴沪西、南市、浦东各县，接替或协助中国军队驻防。第1支队先是驻守南市，维持社会治安，不久奉令开赴上海近郊，领取武器，接受短期军训。第2支队驻扎浦东，协助军队警戒，侦查汉奸，并曾奉命破坏日资新三井、海军、大阪、同春福、新江山、大仓、东省铁路等码头，防止日军登陆，还焚烧了新江山栈房和日华纱厂。第3支队指挥部设在枫林明星影片公司，所属的第9大队设防于真如、江桥一带。第4支队驻守沪西。第5支队也驻扎在南市，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日谍、守护仓库等任务。
　　9月22日，日本军队在吴淞一带登陆以后，突破罗店、宝山防线，于10月24日攻击大场。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经过短期军事训练以后，第1、3、4支队陆续部署于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军。25日大场失陷以后，第4支队奉命由沪西赶至闸北，掩护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奋力阻击日军的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展开争夺，伤亡十分严重。
　　大场、闸北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沿苏州河、北新经一线扼守新阵地，阻击日军强渡苏州河。第1、3支队也参加了阻击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由共产党领导的第3大队坚守阵地两昼夜，直到中国军队换防，才撤出阵地。
　　11月5日晨，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成功，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夹击包围的危险境地，上海已势所难保。7日，日军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意图尽快结束上海战事，包围歼灭集结淞沪的中国军队。为此，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10]
　　为掩护主力撤退，第55师一个旅、上海警察总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3、5支队坚守南市。守军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顽强抵抗，血战三昼夜，给予敌军重创。至11日晚23时，才奉命撤退。第1、2支队在浦东掩护中国军队撤退，完成任务以后就此坚持游击战。[11]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松江特训班尚未毕业，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松江班据金山卫很近，学员突遭袭击，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其惨状难言。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被敌人追击到一水潭中，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牺牲于敌人乱枪之下。[12]
　　据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统计，别动队官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1500人以上。[13]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爱国热情高涨之际，由国民党当局组织的一支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成员有工人、店员、学生、还有帮会人士、军统特务，同时著名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支持，他们抱着拯救民族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伟大而光荣的抗日事业。他们协助上海地方武装维持治安、肃清汉奸，支援前线；他们配合正规军坚守阵地、抗击日军；他们在会战后期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即使在上海沦陷以后仍然化整为零坚持斗争。别动队官兵的爱国之举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可惜以往我们在谈及淞沪会战中，却很少提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经有了游击武装的一些特点。国民党参谋本部在1936年底拟订、1937年3月定稿的《民国26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取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14]别动队在组建之初消灭汉奸，袭击日资码头，焚烧日军工厂，通过广泛的民众力量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以配合，发挥了游击武装的性质。但在中国军队进入防御阶段，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别动队更多的却承担起了正面作战的任务，诸如坚守阵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等等。由于别动队官兵缺少正规武装那样的军事素养，所以伤亡较大。由此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虽然在抗战之初就有了以游击武装配合正规武装作战的想法，但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很好的留意游击战的自身特点，没有使之发挥很好的效果与作用。

　　二、忠义救国军的成立与扩编

　　上海沦陷以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1、2、5三个支队的残部与青浦班、松江班的学员先后到安徽祁门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两个县集中。其间，青浦班、松江班合并为一个班，由戴笠亲自主持予以毕业。[15]同时文强奉命向镇江、金坛、浦东、常熟、无锡派出5个收容小组，收容国民党部队的散兵，共有非正规部队的抗日战士1万人先后被编入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16]以上武装，在1937年底，被编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1团，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3月，原别动队直属第1、2、3大队在浙江遂安十里铺集中，改编为别动队教导第2团，何行健任团长。5月，戴笠呈准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于汉口 [17]。据戴笠讲：“别动队起自民间义徒，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无薪饷之奉，无官爵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忠义精神也。”[18]这就是所谓忠义救国军名称的来历。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戴笠兼任，副总指挥为俞作柏。1938年10月，俞作柏升任总指挥，参谋长徐光英，总参议尚望，政治部主任曹勤余。下设参谋、副官、政训、军需、军法、军医等处，处长分别是郭履洲、彭允亭、文强、周家礼、姜达绪、汪春瑞等。[19]
　　1938年3月18日，戴笠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宁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戴笠根据命令，派出人员，大量收编苏南、浙西一带的地方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人员、编制迅速膨胀。
　　1938—1939年，忠义救国军战斗序列[20]
　　忠义救国军武装力量的壮大，主要是收编沪、皖、江、浙一带的民众武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积极抗日，有些为了重重利益而相互磨擦火并，被群众称之为“别吃别（鳖吃鳖）”。以往，有不少论著认为忠义救国军是由军统戴笠直接控制领导的武装，因此将其定性为“特务武装”[21]，但我们认为，仅凭此将忠义救国军认定为特务武装缺少科学依据。《现代汉语词典》[22]对“特务”一词的解释有两个：1、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务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由此推理，认为忠义救国军是特务武装，就是认为其是一支成员经过特殊训练，以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为主的武装。而事实上，在1943年中美合作所出现之前，忠义救国军除少数军官是军统特务以外，其余都是没有太多军事素养的地方武装人员，无论是内部争斗、对日作战，还是反共摩擦，大都采取的是游击战法（下文将做专门叙述），很少进行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忠义救国军不应被划定为特务武装。
　　忠义救国军还有许多附属单位。1938年，总指挥部成立以来，设立了许多不同性质的单位，如各地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及联络单位等，共计20多个。主要有：
　　1、南昌办事处 1938年成立，主任先后为王蒲巨、萧漫骝，主要负责军统局和忠义救国军人员调配及物资运输，同时和军统南昌站保持密切联系。
　　2、汉口办事处 1938年成立，主任为郭斌，负责与军统局的联络及领运物资。
　　3、上饶通讯处 1938年秋成立，主任为陈庆尚，负责与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联系，与战区参谋处、兵站总监部联系最为密切。
　　4、屯溪通讯处 1938年冬成立，主任为唐玉琨。
　　5、金华通讯处 1938年冬成立，童襄为主任，负责军需物资的转运，忠义救国军高级干部来往的招待，并为派往上海的干部设法提供交通船只及掩护办法。
　　6、宁波通讯处 1938年冬成立，戚静之为主任，负责忠救军干部往来上海与内地的招待及交通安排，并负责转送电报和密码本等事项。
　　7、温州通讯处 1939年成立，主任为吴兆瑛，负责忠救军干部由温州到上海的交通安排。
　　8、衡阳办事处 1939年底成立，主任为何际元，负责在湖南为忠义救国军招募新兵。
　　9、雪堰桥办事处 1939年成立，主任先后为柴??，晏子风，除担任联络工作外，主要任务是设卡收税，为总指挥部解决经费。
　　10、澄锡虞办事处 1939年成立，在江阴一带设卡收税，是忠义救国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23]

　　三、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前期的抗日活动

　　1938年8月，第3战区明确规定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为“中央直接编练之挺进部队”，“受本战区之指挥监督”。并将江南沦陷区划为浦东、松江、苏州、京杭线、京沪线、吴兴、宜溧和当芜八个地区。其中浦东区（川沙、南汇、奉贤等县境）、苏州区（宝山、嘉定、太仓、昆山、常熟、吴江、无锡、江阴等县境）、京沪线区（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铁道沿线十公里内及上海、南京等市市境），为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到1940年，杭嘉湖平原也划归忠义救国军管辖。[24]从其活动区域来看，临近日军和汪伪政权在华中的心脏地带。全面抗战前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态度，采取了许多措施抗击日寇，军事委员会专门做出了“加强游击战”的指示。基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全国各阶层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忠义救国军在抗击日寇方面，做出了贡献与牺牲，这一点值得历史肯定。
　　1938年4月至5月间，忠义救国军在松江、南翔、大场等地袭击日伪军。6月，忠义救国军丁锡山部在上海郊区沪杭公路一带多次设伏，袭击日军。初夏，朱松寿的第5支队与独立第45旅在无锡颜家桥合击日军，毙伤96人。[25]7月，第5支队先后将锡澄公路鸭城桥、苏锡公路沙墩港大桥破坏。“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夜间，300多名忠义救国军成员摸进上海虹桥机场，打死日军、破坏设施，抓获并公开处决川沙县伪维持会长瞿木香。[26]丁锡山部进攻浦南沪杭公路两侧日军，并挖毁部分公路，迫使日军撤出南桥。9月18日，日军500人偷袭南桥，丁锡山部撤离该镇。次日天亮，日军回防，设伏于镇周围的丁部四出截击，日军猝不及防，争先逃窜。同日，第10支队除锄团尤国桢部在无锡伏击汉奸梁鸿志所乘坐的列车，毙敌20余名。10月29日，尤国桢部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班长以下3人，缴枪5支。[27]12月，忠义救国军在宁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向日军发起破袭战，毙伤敌数百人，打死大佐联队长1名。
　　忠义救国军1939年2月—1940年3月对敌作战情况[28]：
　　尽管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当年向上峰报告自己的编制、人数、战绩等，多半含有“水分”[29]，但我们相信这些战报大部分作战事实还是存在的，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939年2月，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时向忠义救国军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去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之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马号”专列前去捧场，在行至苏州跨塘桥附近时，遭忠义救国军轰炸袭击，专列掀翻，炸死日军大佐2人，计死伤百余人。[30]
　　1941年4月25日，忠义救国军淞沪行动总队代理总队长应括率部攻打沪西日军练塘镇据地，应括在迫近天主教堂时中弹牺牲，部队遂撤回驻地。应括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少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31]
　　1942年1月14日（农历除夕）夜，忠义救国军凇沪指挥部指挥官阮清源将部队分为纵火队、爆破队、袭扰队和游击队四个部分进入上海实施突袭，[32]造成上海市区秩序大乱，给日军不小的震惊。
　　基于忠义救国军的抗日活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1941年底，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一个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的机关。[33]日军将忠义救国军称之为“江南野鼠”，孙挺信先生将其特点概括为：到处打洞（建立根据地和地下据点），到处生儿繁殖（发展游击势力），到处乱窜破坏（开展破袭战，大搞恐怖活动）。[34]笔者认为孙挺信的见解合乎忠义救国军当时的特点。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1）在这一时期，忠义救国军抗日活动不断，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行各业的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伟大贡献。忠义救国军的抗日，是当时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其事实当被历史记载。（2）忠义救国军在当时的抗日方式，与新四军作战方式相似，都是以游击战、破袭战为主消灭日、伪的小规模部队，虽然这一时期忠义救国军有炸毁铁路、焚烧桥梁、破坏公路等特务活动，但并非主流。因此说这一时期的忠义救国军性质应定为敌后游击武装。

　　四、中美合作以后的忠义救国军

　　1942年3月，忠义救国军改隶于军事委员会别动军。[35]到1943年夏，忠义救国军主要辖第1、2、3纵队，指挥官分别是李穰、汪浩然、张光（代理）。[36]1943年4月15日，“为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地区打击吾人共同敌人起见”，[37]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接着，中美合作所在全国设立了近20个训练班，由美方协助军统局训练武装。训练忠义救国军的有：雄村班、玉壶班、漳州班、建瓯班、华安班、东安班（训练军医）等。如雄村班，由戴笠挂名为训练班主任，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的郭履洲为副主任，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马斯特斯为总教官。训练时间约为三个月，训练科目主要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中国之命运、党派分析、情报学、犯罪调查、密码学、爆破、手枪射击、国术擒拿等。[38]训练完毕，由美方发给较为先进的美械装备，所配发的武器主要有春野步枪、汤姆生机枪、卡宾自动步枪、勃郎宁轻机枪等；另外还配发有TNT粉状炸药、绊马索、定时信管、延期信管等爆破器材。[39]通过在训练班的学习和训练，忠义救国军掌握了爆破、暗杀、侦察、刺探情报等技术，同时组建了一批行动总队，专门以小股力量用机动灵活的方式活动。据统计，1943年以后，隶属于忠义救国军的行动总队有：上海特种行动总队（总队长张惠芳）、澄锡澄行动总队（总队长包汉生）、无锡行动总队（总队长章晓光）、苏嘉行动总队（总队长亢祖周）、董惠民行动总队（总队长董惠民）、浙东行动总队（总队长相强伟）、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吴嘉湖行动总队（总队长金家让）、马丁行动总队（总队长马柏生）、淞沪行动总队（总队长殷丹天）、苏常行动总队（总队长顾伟）、杭州行动总队（总队长李某）等。此外，1944年，雄村班还组织了一个水上破坏队，由何卓权任队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以后的忠义救国军，更能适应处于敌、友、我错综上所述交织的灰色前哨地带，部队战斗力有所提高，行动手段由原来的以游击战术为主，逐步变为游击战术、特务战术并重的作战方式。当时浙西流传“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的说法[40]，足见忠义救国军的地位。
　　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侵华日军发动了“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敌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为目的的“广德作战”（二十一号作战）。[41]9月30日，日军出动4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宁国万家桥。
　　1944年春，南陵战役，忠义救国军奉命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袭南陵一带日寇，第1纵队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42]同年9月至11月，忠义救国军组织300人的突击队，在美军帕金少校等人的参与下，炸毁诸暨附近铁路桥铁轨25处，纵火焚烧日军堆栈及600箱炸药。[43]
　　据档案统计，1944年4至10月份，忠义救国军共攻占城镇2座，破坏38次，袭（伏）击138次。毙敌官佐28人，士兵1493人，毙伪官兵639人，敌军马匹11匹，伤敌官兵1890人，俘敌官兵3人，伪官兵9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步马枪27支，手枪2支，步枪子弹6840发，刺刀5把，电线365斤；炸毁飞机2架，兵舰1艘，汽艇3艘，汽车7辆，机车1辆，火车车箱4辆，铁轨270公尺，桥梁3座，碉堡8座，敌军住所1座，仓库6所，炮弹300发。[44]
　　1945年1月5日晚，忠义救国军一部在诸暨炸毁铁路桥1座，粮库□间，兵营1座，破坏铁轨24处。1月7日，忠义救国军一部用火箭炮击毁敌兵营3间，同时破坏铁轨2处。2月，忠义救国军第2纵队将钱江大桥第6、7两桥孔间的桥墩破坏，致使杭州至宁波间的交通一段中断。这两个月，忠义救国军对敌破坏3次，袭击4次。[45]6月，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所属4个教导营攻占温州、海门。[46]8月，日军数千人猛扑昌化，忠义救国军奋勇堵击，在河桥激战两昼夜，粉碎敌寇预定阴谋。抗战胜利前夕，忠义救国军澄锡虞行动总队总队长包汉生遭日军袭击身亡。[47]
　　这一时期，忠义救国军还尽力收编伪军，将其安置补充到其序列中。如1944年，将汪伪手枪警卫旅谢相昆团策反，编为忠义救国军新编第1团。[48]

　　五、抗战胜利前后的忠义救国军

　　1945年，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比人们预料得要快些。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为了抢占胜利果实，戴笠亲自到浙江忠义救国军总部安排准备。
　　1945年春，忠义救国军内部先后设立温台指挥部、淞沪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地点设在浙江瑞安，由忠义救国军参谋长郭履洲为指挥官，指挥部队在浙东、浦东、崇明一带对日军进行特种作战。淞沪指挥部地点设在浙江分水，由曾担任过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的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鄞杭指挥部地点设在浙江桐庐，由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司令鲍步超为指挥官，指挥部队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49]
　　同年8月10日，戴笠打电话给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令其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100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或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的职衔。[50]当时戴笠的一句话道出了他责令忠义救国军收编伪军的真正用意，“日军投降，战事结束，但共党问题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应朝思夕惕，不可大意。”[5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戴笠立刻安排忠义救国军向沪宁杭地区挺进，以阻止新四军部队进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具体布置为：（1）、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2）、第3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3）、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4）、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5）、第2、第5纵队仍遵照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时民众安全。[52]
　　抗战胜利以后，军统所属的武装受到各方面的压力，面临着被裁减编遣的危险。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戴笠设计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并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将所控制的各种武装部队统一改编为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交通警察部队，忠义救国军也改编到其中。
　　忠义救国军于“接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1945年10月和1946年2月，先后进行了两次整编，将编余干部送入军政部第12、17军官总队。1946年3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交通警察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交通警察总队在解放战争中被视为蒋介石的“袖珍王牌军”，并有“亲信之亲信，心腹之心腹”的美称。交通警察部队第11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1纵队改编，原纵队司令李穰任总队长；第12总队由忠义救国军总部直属部队改编，原副总指挥王春晖任总队长；第13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2纵队改编，原纵队司令姜建中任总队长；第14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改编，原纵队司令鲍步超任总队长。同年5月，在苏州道前街成立忠义救国军结束办事处，办理各处、室以及各部队结束未了事宜，不久即行撤销。至此，忠义救国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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