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不抵抗政策的执行与公开。

天柱山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早已制订不抵抗政策，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早有公论。其政策执行在先，形成并正式制订略后，公开发布更晚一些。

　　一、不抵抗政策的执行

　　蒋记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其实早就开始了。1928年的“济南惨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军霸占济南城长达1年零4个月）。
　　不过，客观地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并非蒋记政权的发明，真正开先河的，早就有之。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就以对德作战为名，在山东省多地烧杀抢掠，当时的我国政府已经实施不抵抗政策。

　　二、不抵抗政策的制订

　　当时国民政府真正将不抵抗作为政策，如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孔祥熙谈对日方针》所言“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应该是早就形成了。此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孔在那一段时间又在上海养病，故此“早已决定”显然不是一、两星期的事情。那么是何时正式形成的？
　　个人认为，应该在当年7月份。因为当时东北形势紧张，张学良多次向中央提议对日采取强硬措施。国民党中央遂于7月在庐山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此后蒋介石公开发布的“攘外必先安内”，应该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三、不抵抗政策的公开发布

　　公开发布的次数并不少，较早的几次主要有：
　　1.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中的“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即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为第一次公开。
　　2.1931年9月22日南京全市党员大会上蒋介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中的“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再次公开。
　　3.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中的“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再次重申。
　　4.1931年9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所不必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职责所在，不容姑息。”不仅重申不抵抗政策，而且正式开始宣布压制抗日排日言行：如果人民不能“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就是“见于国家有害”，就“不容姑息”（言外之意：要惩罚了）。
　　此4条，已经将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完整地公开出来了，就是“内未安（准确说是‘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攘外”（即不能抗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不容姑息”——这，就是孔祥熙所言的“早已决定”的“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的完整内容。
　　其目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诠释的，是为了延缓日本全面侵华，准确说是为了尽力避免日本以消灭国民党政权为目的的战争的爆发、以保持国民政府执政、并保持与西方正常关系的现状。

　　四、如何看待不抵抗政策的公开

　　如前所述，不抵抗政策早已实行（至少在“济南惨案”时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还要公开发布？
　　显然，是有不得不发布的原因。
　　7月时，因为东北形势已然紧张，关东军磨刀霍霍要“挑事”，东北军摩拳擦掌要反抗（“中村事件”即为一例）。这时，如不研究、形成共识，则无法压制东北军；后来蒋介石发现，即使有了中央决议，张学良也难以说服东北军各将领（原因很简单：东北军来源于奉系军阀，是个各路军阀组成的“混合体”，蒋介石说服张学良易，但张学良说服东北军将领就未必那么容易了），就公开发布“攘外必先安内”，这等于明示东北军各将领：不抵抗不是张学良个人意思，也非“假传圣旨”，而是中央政府的公开决策，你们掂量着看！同时，这样的公开，也是向全国其他地方的各派政治势力“吹风”。
　　9月22日、23日的公开发布，原因有二：第一，是公开下达不抵抗命令。此前日军没有公开军事侵略，故无以言“抵抗”与否，现在日军军事侵略已经昭然，该发布命令了。第二，是敲打急于抗日的人们（包括冯玉祥这些“遗老”），不要向政府请愿。
　　9月28日的发布，是强调“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的纪律，保证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谁言抗日、排日、对日经济制裁乃至宣战，就是违纪行为，就是“见于国家有害”，政府就要制裁了（此后果然制裁了一大批，比如冯玉祥、史量才等等）。

　　五、“九一八”时不抵抗不仅仅在东北

　　更严格地说，“九一八”时的不抵抗不是在东北，而是在上海、南京、烟台、青岛等地。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九一八”时，东北的警察进行了抵抗，军队也没有服从张学良、荣臻指示仿效北伐军在济南所为而坐等日军缴械，而是夺路突围，在突围中与日军进行了交战。
　　相反，在上海、南京、烟台、青岛等地，我国军队是坚定地贯彻了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日军在东北“动手”的同时，海军违反各条约规定，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直至南京、武汉等地，对我国虎视眈眈。按照“守土有责”的原则，我国军队是应该抵抗、“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但是没有抵抗记录。
　　日军更从龙口、青岛等地登陆，驱赶我军，天津的《益世报》直接发布了日军已占烟台的报道：
　　[南京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本报专电]（外）交部接烟台电（报）局急电，日本海军登陆，马（廿一）占领烟台，刘珍年率部撤退。
　　这些，当然是在侵略我国，按照“守土有责”的原则，我国军队是应该抵抗、“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但是有我国军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记载或命令吗？
　　同样没有！
　　这充分说明，“九一八”前，当时的国民政府早已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其政策，不仅通过高层向各地“大员”进行了传达（否则“九一八”时烟台等地很可能会有抵抗的行为发生），而且通过“攘外必先安内”的通电告知了下层！
　　这里，值得思考的有一个问题：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公开的、毫不隐晦的，而且现在通过冯玉祥、李宗仁、顾维钧等当事人的回忆录来看并没有发现当时出现激烈争论的记录。这说明，不抵抗是当时上层的共识，大家认为是必然这样做的，并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我们这些后人就需要思考了：难道这些人的智商都有问题？
　　恐怕不然。
　　因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不抵抗是否一定错了？如果错了，错在哪里？
　　请注意：对错与否，有情、理、法三个纬度，从情（现在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角度先入为主的）、法角度看当然应该抵抗。我们这里探讨，应该从“理”这个角度来分析，就是分析军事上的抵抗对我国是否有利？如何抵抗对我国有利？这样的抵抗在当时是否现实？
　　希望大家围绕之讨论，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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