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和郡望文化。

天柱山

　　堂号文化
　　旧时，中国各姓的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挂有一块牌匾，写着“XX堂”字样，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简言之，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它不仅仅用在祠堂，还多用于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有的人家还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书以堂号，以标明其姓氏及族别。
　　堂号的命名大多都有自己的典故，它们或为了族人缅怀先祖，或是为激励斗志。王姓的堂号为“三槐堂”，或称“槐荫启秀”，这出自《宋史·王旦传》。
　　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王祜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周礼·秋官·朝士》中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所谓三公，是当时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止》一书，被广为流传。
　　谢氏族人的堂号为“东山”、“宝树”。“宝树堂”的典故出自东晋。当时谢安与其堂侄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寡敌众，大破前秦苻坚的大军，扭转了东晋的危险局势。谢玄曾说：“芝兰玉树，生于庭阶。”玉树即宝树，意思是说谢家的子弟人才很多。于是，后世文人常用“宝树”作典故，以喻子弟贤俊。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的句子。
　　张姓的堂号“百忍堂”出自“张公艺九世同居，书忍字百余”的故事。有言道“百忍成金”，其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典故。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堂、长幼有序的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值得褒显的风尚。《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中说，张公艺因其九代同堂，几次得到皇上旌表门闾的荣誉。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亲自到张公艺家中，询问他怎样保守家业，令同族和睦。张公艺写了100多个“忍”字作答，高宗皇帝为此感动得流下眼泪。虽说“百忍”之中包含着几分辛酸，但能感动皇帝，也是很荣耀的事。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杨震举王密，不受四知金”的典故。杨震，东汉人，历任荆州刺史、汤郡太守等职。当时，王密受到杨震的器重，被举荐为昌邑令。一天晚上，王密怀揣金子谒见杨震，欲以报答，杨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句话令王密羞愧得离开了。后来“四知”便成了杨姓的堂号。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源于名篇《爱莲说》。《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颐之手。“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文章以莲喻人，情真意长。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以《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借“花之君子”以自励。
　　此外，如范姓的“麦舟堂”，柯姓的“瑞鹊堂”，艾姓的“爱民堂”，田姓的“紫荆堂”，戴姓的“礼经堂”，吴姓的“‘三让堂’等都有各自的典故。
　　一姓几支，各有堂号的例子也是有的。山东章邱的孟家是经商的巨贾。孟氏兄弟分立门户后，各建本支堂号，于是绸缎布料店，便有了开“瑞增祥”的“容恕堂”，开“瑞蚨祥”的“矜恕堂”，开“瑞林祥”的“慎思堂”。
　　堂号源远流长，出之有典，代代相传，不可被擅改，是各个姓氏编纂家谱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它成为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和激励后人的象征。
　　郡望文化
　　人们提起历史上的一些显姓大族，往往在其姓氏面前冠以地名，如京兆杜氏、博陵崔氏、颍川陈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琅玡王氏等，姓氏前面的地名就是此姓的郡望所在地。郡望不是姓氏，但却与中国古代姓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什么是郡望呢？所谓郡望，顾名思义，就是一郡之望族的意思。因此，郡望是显姓世族的标志，它将同一姓氏中的豪门与寒门、世族与庶族区分开来。
　　我们在论及姓、氏的功能时曾指出，在先秦时代，姓、氏二者有明确的区别，姓用以标血缘，而氏则用以辨贵贱，贵有氏而贱无氏。但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原来的世袭贵族烟销云散，氏也就不再是贵族的标志了，而与姓一样成了单纯的家族血缘标志。
　　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虽摧毁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秦代以后就不再存在等级制度了，而只是意味着旧的等级制度被新的等级制度所代替。于是，新的表示社会等级的符号手段也就应运而生，"郡望"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标志社会地位以区分贵贱的手段。
　　秦汉之后，虽然已无如先秦时代那样的世袭贵族，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家族由于世代居住某地，人才辈出，或由于战功，而被加官封爵，荫及后世，从而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文化威望，遂成为一地的豪门大族，这种家族由于在当地为人所仰慕瞩望，故称为"郡望"。如南北朝时代至隋唐时代，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就是当时北方的四大望族。在姓氏面前标以家族居住地，亦即郡名，以表示其为此地的望族，"郡望"因此就成了区别贵贱的手段。
　　郡望既然是贵贱显著之标志，因此也就成了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据，魏晋时代的"九品官人制"（又称"九品中正制"）就是一种依赖郡望选拔人才的制度，因此，从魏晋直到隋唐，名门望族对自己在国家谱籍中的地位都十分在意，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显要位置。北魏时官方为汉姓定谱籍，欲列四个望族于一等，当时"陇西李氏"得到这一消息后，派人快马赶到京城洛阳，想打通关节进入一等四姓，但还是让山东大姓卢、崔、李、郑占了先，从而未能挤进前四姓。或许是由于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陇西李氏的后代李渊创建唐朝后，唐太宗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为《大唐氏族志》，抑卢、崔等传统世族，而将自家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总算报了宿仇。
　　唐太宗李世民虽大开科举以打击旧的望族，但有唐一代，传统望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仍不可低估，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发现，唐代宰相多出自望族，如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清河崔氏有5人，范阳卢氏有8人，荥阳郑氏有9人，太原王氏有7人，琅玡王氏有4人。
　　郡望还是名门世族论婚联姻的依据，一般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名门世族的婚姻更是非望族不娶，非望族不嫁。如东晋时的琅玡王氏与陈留谢氏就世代通婚。梁代河南王侯景想娶王、谢二姓的女子为妻，请梁武帝代为说合，梁武帝说："王、谢的门第太高，与你不般配，你还是在朱、张以下的诸姓中找一个称意的吧。"可见当时名门望族的壁垒之森严，连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能称得上郡望的名门望族，是世代积累的结果，并非天子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