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安庆根据地的建设。

王素国

　　摘要：太平军复克安庆后，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安庆根据地成为太平天国统治时间最长，形势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之一。
　　以安庆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安庆根据地，是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时间最长也是较稳固的根据地之一。它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多时间里，雄距上游，在军事上是保卫天京安全的前哨，又可作为向长江中游地区发展的后盾;在经济上，它可把青弋江流域和巢湖地区的粮食分别通过金柱关与裕溪口等地源源不断地运进天京，保证着天京物资供应。安庆根据地在太平天国事业发展史上留下许多光辉篇章，值得称颂。这里仅就太平天国安庆根据地建设，做一简述。
　　克复安庆，加强城防，经营皖北和周边各县
　　1853年2月24日，太平军第一次攻克安庆。由于太平军的目的在于攻占南京，从2月25日到27日陆续离开安庆东进。3月19日攻克南京，更名天京，建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同年5月，一面出师“北伐”，一面回师“西征”。西征军主帅为护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晃。6月9日驶抵安庆，泊舟迎江寺外江岸，当夜，再克安庆。
　　6月13日，再克安庆的太平军，大部开赴上游，攻打江西省会南昌，胡以晃带为数不多的部队，留守安庆，曾一度撤出城区，驻屯于江面船上。从此，安庆成了太平军西征军的“客馆”[1]，成了乘舟而上的援军和重载下驶船队的歇脚息肩之地。
　　1853年后，因西征军全力以赴攻打江西，所以一连4个月对皖北地区无大规模的用兵行动。后因西征军攻南昌数月不下，东王杨秀清才认识到经营安徽的重要性，于是命令翼王石达开，率大军五六千人，乘船600多只，自天京西上，于1853年9月24日抵达安庆。他把城垣加高5尺，在各门设立望楼，并筑黄花亭、马山、准提庵等土城;又建迎江寺炮台，把水师船队停泊于江边;在城内设声开炉，打造刀矛，屯兵备战，以利久守。此外，还将清安徽衙门加以修葺，建为翼王府第。经此布置，加强了安庆的军事地位，使安庆能在以后较长时期，胜利担负起援助北伐、西征和捍卫天京西大门的重要任务。
　　1853年10月中旬，翼王石达开布置安庆防务和调配大军就绪，接着派大军北伐，经营皖北。翼王任命护天侯胡以晃为经营皖北主将。14日，大军开始向集贤关清军发动进攻。清军游击赓音泰率领一千多人在十里铺抵挡。攻守相持了一天，太平军翻岭到集贤关后放火，清兵大乱，赓音泰与游击伍登庸都被打死，清兵死亡600多人，余者北逃。11月12日，太平军迅速攻到练潭镇，清参将松安闻讯而逃，太平军不战而得练潭。14日太平军进攻桐城，练勇相继溃散，太平军遂占县城。不久，舒城又为太平军攻下，接着，庐州(合肥)也在胡以晃亲自领导下攻破。至此，太平军取得了经营皖北的初步胜利。
　　在向皖北进军的同时，太平军还以安庆为中心，相继攻下了安庆周围长江南北两岸各县县城。其中，池州(今贵池)于10月18日为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成为太平军守卫江南的据点;东流在11月第二次为太平军占领，设官住守;1853年8月太平军攻下太湖;9月进建德;11月攻下望江;1854年2月攻下潜山;3月30日再次攻下宿松。至此，今安庆市江北各县和池州地区靠近安庆江南的几个县，均为太平军所据有，一个以安庆为中心跨大江南北长期较稳固的太平军安庆根据地形成了。
　　率先建立天国基层新政权
　　太平天国实行省、郡、县三级政权。攻占安庆后，仍名省为安徽，简称皖省。对安庆省城，简称“安庆省”或“安省”。在省下面安庆设有安庆郡，有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桐城六县;南岸临近的贵池、东流、建德属池州郡管辖。当时，潜山县为避南王冯云山名讳，改名潜珊县;贵池县避幼天王洪天贵和西王萧朝贵名讳，改贵池为桂池县。[3](P85)
　　太平天国在安庆的乡治建设，据《皖志便览》记载:1853年6月再克安庆后，便“选助逆者为乡官”，这是太平天国最初设置乡官的记载。据戴均衡《草矛一得》述咸丰三年(1853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阳历9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这说明太平军1853年9月，从江西南昌撤军回安庆，石达开奉命来安庆安民，太平天国才在安徽已克复地区陆续设立了乡官，建立地方政权。1853年11月22日，石达开给贵池县合邑《训谕》，可以肯定是太平军在安庆也是安徽的第一个安民告示。又据光绪年间的《潜山县志》记载:“丑之春(1853年)，省门失陷，……所至，皆改乡为营，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在《皖樵纪实》一书中更可看出，在潜山设置“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另据《贵池县志》记载，1854年5月，太平军在贵池设官分职，令人民呈户口册。同年11月，罗大纲再占东流、建德，派建德县监军，。出示告民，遍查户口，建立政权。所有这些表明《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乡官的设计是在安庆根据地首先付诸实践的
　　什么人为乡官呢?石达开一到安庆安民，对乡官人选就有意于组织、利用旧时乡耆、富室、原甲里正，为新政权服务。如1854年11月，太平军在建德，谕举绅衿为军、师、旅帅。[4]这些人员开始多有顾虑。据李绍棠《乱后记所记》，在公举乡官时，因人们互相推诿，有的地方有采取抓阄办法的;更多的则是在原有乡村头面人物间物色，《乱后记所记》又载，贵池有些地方“境内诸殷户，皆迁避山内，而请董事设局进供缮册”，分别“请某、某、某等充军帅、旅帅”。乡官的首要的职责是编册。这个册包括几个内容。一是粮册，使征粮有所依据;一是户口册，用意在于别刁顽良民、杜奸宄、保闾阎，并随即颁给门牌。安集流亡，维护治安，稳定辖区秩序，是乡官又一职责。乡官体制健全和推行，使太平天国军政当局能够源源不断取得财力、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一些地方虽处于战乱的总的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局面。清方官员赵烈文于1861年论述安省等太平军统治区时指出:“今之贼，自咸丰三年以来，俨然有自王之志。……城居四散居乡，迄今安全者尚十七”;“四野耕种得不失时”。[5](P196)1856年8月16日《华北捷报》也有一篇称赞石达开治下的江西和皖省安庆一带地区，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农民之状况，安民不扰”。
　　改弦更张　安庆易制
　　太平天国领导大力推行空想政策，遭到普遍抵制，群众和太平军的对立情绪很大。《太平天国野史》记载，此制在安徽推行，“皖民性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贼情汇纂》也说:“此制已无人理，究不能行。”石达开就是在这样一个空想政策推行碰壁后，他肩负扭转不利局面的重任来到安庆抚民的。
　　石达开为了平息“抗命”的皖民，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那个根本不能实现的《天朝田亩制度》的约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在《安民告示》中，一面号召百姓协助太平军“严拿妖魔”，一面安定百姓，劝其不要擅自迁徒。同时，他果断地撇开《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而实行“督民造粮册，按亩输粮米”的办法，使百姓“各安其业”，“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6]清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录》中说，石达开在安庆“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所谓东贼苛制，实际上就是指《天朝田亩制度》各项规定。这一易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太平天国野史》说:“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石达开安庆易制的全部内容，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征租赋　石达开到安庆后，逐步取消了那种强制推行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的公产制，改变《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每年“新得米粒全得归天王(父)收去”的政策，实行了租赋制。他开始采取“按亩输钱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照旧交粮纳税”，分上下忙征收地丁银和钱粮，称之为春纳、秋纳，全是沿袭清朝政府的老方法。在安庆正式恢复旧制推行交粮纳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储枝英的《皖樵纪实》告诉我们:潜山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以1854年秋征粮开始的。所谓“咸丰四年七月，贼勒征地丁银;咸丰四年十一月，贼勒征粮食”，就是有力的明证。再看《皖浙纪实》，从甲申四年(1854)到庚申十年(1860)所记有关土地方面的十一条资料，都是采取清政府传统的粮赋制度，并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从现存的桐城、太湖、贵池等地当时田主所纳地银及漕银收据看，田主照旧，粮款额大体相同，新政权只是把以前的征册搜查出来，发放一份新的“田凭”，就可照旧交粮纳税。从桐城县发现的太平军后一营军帅丁发给粮户朱浣曾的完粮单和执照看，朱自1854年到1857年间向天朝交纳田赋是不高的。如丁巳七年(1857)的执照上写明朱有田3亩5分，春纳和秋纳两次仅只交赋银3钱3分还弱，平均每亩不足1钱。按清廷原定赋额，当时安徽每亩有为1钱6厘不等，每亩纳米7升不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太平军是以清朝田赋册为依据，但征额稍减。在石达开易制实行了征租赋政策，沿江各县农民踊跃交纳赋税，使刚建立不久的天朝政权急切盼望解决的财政困难有了缓解。
　　二、各安其业　所谓“各安其业”，就是在工商业中采取了与《天朝田亩制度》和《百姓条例》规定的“废除私人工商业，百工归衙，一切由圣库支取”，以及“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的不同政策，允许私人从事各种正当的工、农、商各业，每人只须领有天朝发给的正式凭照，可往来不禁。在“各安其业”的方针下，安庆和省内其他地方，不但出现了百业稳定、私人工商业发展的局面，而且太平天国官办商业也逐步有了发展。据清朝有关文献记载，石达开变革工商政策之后，“贼之交易颇足资贼。”[7](P276)另外，因有专门集市开辟，商品交流渠道畅通，得到人民拥护，出现了“贼(指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指清军)至则罢市”的局面。
　　三、敛杂税　在土地税赋政策与工商业政策易制获得成功后，石达开又在安庆推行了税收改革政策。其税收可分为四类:一是关榷税。在安庆大星桥立榷关，征收过境船只货物税。抽税后，发给税票一份，便可安全通行于太平天国所辖境内。当时，沿江各县商贾多载货来安庆贸易，税收也就比较兴旺。天朝派有主官1人，率兵勇数十驻守，专查来往民船货物，负责征收并发放单据。二是作坊、店铺税。对于手工作坊和店铺，按例发给执照或店凭。作坊是按产值多少抽税的。根据安徽文将帅张朝爵巳未九年(1859年)发给怀宁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凭来看，税约为百分之二。[8]店铺、店主除领店凭时要交店凭费，还要按资本或营业额多少收捐。三是门牌捐。户主领牌时一次缴纳，金额本着富者多取，贫者少拿的原则。四是路凭费。规定商人来往贸易必须领取路凭，交纳路凭费。
　　安庆易制受到了洪秀全、杨秀清重视，在太平天国辖区全面推行。所以，安庆易制不但巩固了太平天国安庆根据地，而且奠定太平天国以后行之有效的农村基层政策，充实了粮源、财源。
　　举行乡试选拔人才
　　太平天国采取了开科考试录用人才的文化政策。据《贼情汇纂》卷三所载:各省乡试大概如下:乡试中者无定额，亦不列门第出身，取即为举人。榜发后，中试举人即向守土官报名，给以行次安置。安徽是在1854年6月率先举行乡试的。其考点就在安庆。考试的命题，由天朝圣书选出;其试文亦如八股，诗是试帖。安徽乡试题目:“真命天子福命将”。诗文皆出自天王御笔，函封付掌考官，至试日拆发悬示。掌考官虽在一省，但各处人士皆许赴考。来安徽主持考试的正掌考是天试状元武立勋。这次安徽乡试应试者27县，中试举人750名，潜山就有30多人中举。1857年4月，太平天国命令开童子试，以各县监军为试官，潜山取文士360名，武士120名。同年6月在安庆乡试，潜山中文举84名，武举73名。这些数字是以说明太平天国文化教育政策，受到安庆城乡广大知识分子拥护。安庆人杨朝福为翼试状元，被东王派到湖北担任湖北正掌考试官。另外，在应试者中有不少僧、道、巫、觋、卦、卜、星相之流，因为太平军来后，严禁醮祀，多毁寺观，此辈无栖身之所，求食之资，所以也纷纷赴考。一方面是为了找个入仕的阶梯，一方面也为了找个生活出路，尽管有些人文理悖谬太平天国也都录取了。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用人才，当时外国在华报纸也有评论。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指太平军)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即指乡试)，按旧名册迫令士子赴考，此外，甚至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另外，拔取人才，于科场外又有招贤之制。各将领将军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官衙前曰:“招贤”。
　　（原文2001年2月发表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　鲁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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